本文以臺南淺山地區的十二座庄頭為研究場域，探討水域空間與聚落環境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臺南市關廟區位於嘉南平原與新化丘陵交界處，鹽水溪貫穿而過，關廟區經由關帝廟街與周邊庄頭發展而來，這些庄頭大多位於日治初期的一處行政區：外新豐里。外新豐里的天然水源流失速度快，居民透過興建埤塘的方式保存水源，曾是臺南地區埤塘數量最多的地方；穩定的水源助於農業耕作，間接加速聚落範圍的擴張，因此，水源是農業社會重要的資產，擁有地名以及完整的空間範圍，並透過街道動線將建築物、農田、埤塘等空間串連，成為一座完整的聚落。天然水源是吸引人群聚居的重要因素，而埤塘與聚落之間則是互利共生的關係，以社會組織的看法，使用同一個水源的地區容易發展出新的地緣關係，將移民社會的群眾團結起來，這便是由水源建立起的地方社群，即使實體水源消逝，仍會以地名的型態留存在聚落中，繼續牽制著地方發展，這樣的變化即是「有形」與「無形」兩種存在關係；鑑於此，本研究首先聚焦聚落中的水域空間，漫談水對自然村的影響力。再針對舊建築做觀察，建構聚落早期的生活空間與實質景緻，並為當地的傳統民宅留下相關調查記錄。
聚落沒有真正的實體界線，範圍是由民宅與生產空間決定，因此界線是多變且有機的。透過1901年「臺南廳外新豐里界線圖」，筆者彙整出尚存在於當地的十二座庄頭，並依照地理位置劃分成三個多聚落群，分別是：一、「街市聚落群體」主要可提供產業供需及社會經濟。二、「埤塘聚落群體」保留大量埤塘，維持農村生活樣貌。三、「山林聚落群體」庄頭配合地形環境所建設。雖然淺山聚落在不同時期所呈現的變化較小，但即使位於同一座行政區，三個聚落群的空間樣貌仍有諸多不同，本研究蒐集圖資史料進行重製，在不同時期的圖資中比較三個群體的差異，並以此方法觀察1921－2021年一百年間的變化。

The Low Altitude Mountains Area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plain and the mountainous area. This study takes 12 villages as the research scope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ters and settlements. Guanmiao sat in the intersection of Chianan Plain and Hsinhua Hills, with Yanshuei River flowing through the Guanmiao area. Guanmiao was developed from the archaic Guan Sheng Dijun Temple Street and adjacent village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se villages were located in on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Guasinhongli, Tainan.
The natural water sources in Guasinhongli were rapidly lost. The residents saved the water 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onds, so Guasinhongli used to be the place with the largest numbers of ponds in Tainan. The stable water sources help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irectly accelerated the expansion of natural villages. Therefore, water sources were an important asset of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With place names and spatial scope, water sources in the village were connected with buildings, farmland, ponds and other spaces through street circulation to become a complete settlement.
Natural water source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attracting people to settle down. Pitang and settlements wer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symbiotic.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reas which used the same water sources could develop geopolitics and unite the immigrants. The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water sources could still reserve the place names even though the physical water source disappeared. The place names would still remain in the village and continue to affect the local development. Such changes w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ible" and "invisible". Therefore, this study first focused on the water space in the settlement, and then broadened to how water affected on natural villages. Some observations on old buildings to find the spatial appearance of early settlements would also be made in this study.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used as relevant investigation records for local traditional houses.

一、專書
伊能嘉矩（1928），《臺灣文化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7年。
黃文博（1998），《南瀛地名誌〈新豐區卷〉》，臺南縣政府。
吳建民纂、金紹興副編（2000），《臺灣地區水資源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
李乾朗（2003），《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遠流出版。
陳鴻圖（2005），《活水利生：臺灣水利與區域環境的互動》，文英堂。
李慶章（2007），《南瀛埤塘誌》，臺南縣政府出版。
陳鴻圖（2009），《臺灣水利史》，五南圖書。
陳鴻圖（2009），《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文化局。
李僊錦（2010），《關廟鄉誌》，臺南縣關廟鄉公所。
吳育臻（2010），《臺灣全誌－卷二土地誌聚落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關廟鄉公所（2011），《濃濃關廟情、戀戀香洋風》。
陳正美（2011），《南瀛水圳誌》，臺南縣政府出版。
簡辰全（2013），《大臺南的河川》，臺南縣政府出版。
吳秉聲（2020），《行於尋常－關於臺南城市與村落空間的思考與寫作》，臺灣建築史學會、詹氏書局出版。
林會承、徐明福、傅朝卿（2022），《臺灣建築史綱》，臺北藝術大學出版。
曾文社區大學（2021），《穿越鄉土尋訪埤塘》。

二、期刊與研究計畫
曹永和（1976），《荷據時期臺灣開發史略》，臺灣文獻26卷4期、27卷1期合刊。
陳芳惠（1979），《桃園臺地的水利開發與空間組織的變遷》，師大地理學研究報告第五期。
王世慶（1985），《從清代臺灣農田的水利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臺灣文獻36卷第二期。
施添福（1990），＜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漢區域發展＞，收錄於《臺灣風物第40卷第4期》。
吳培暉、徐明福（1996），＜臺灣傳統漢人村落研究之四個面向-邁向聚落建築學＞，收錄於《C+A研究期刊》。
施添福（2001），《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
陳秀卿（2010），＜嘉南沿山地區平埔研究之回顧＞，《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
洪麗完（2012），＜嘉甫平原沿山熟番移住社會之形成暨其社會生活考察(1760-1945)以大武瓏派社為例＞，收錄於《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十卷第一期
曾旭正（2014），＜文資保存運動與社會：嘉南大圳水利系統的經驗＞，《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頁40-45。
吳秉聲、鄭安佑（2015），＜日治時期臺南市與周邊街庄之互動關係之研究－以善化街及關廟庄為對象（1920－1945）＞，《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陳家琦、陳秀琍、王子碩、陳彥傑、黃文亭（2020），＜1933年（昭和8年）臺灣中南部乾旱事件史料研究＞，《109年天氣研討會》，頁6。
林延隆（2021），＜高雄田寮區傳統民宅構造試探餓地的傳統營造景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臺灣史料專題」－高雄市田寮區文史調查報告論文集II》，頁66-93。

三、學位論文
溫振華（1978），《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
黃雯娟（1990），《清代蘭陽平原的水利開發與聚落發展》。
鍾志宏（1993），《菸業對美濃大崎下聚落空間的影響》。
梁宇元（1998），《清末北埔聚落構成之研究-一個客家居住形態之探討》。
洪曉聰（1994），《列嶼傳統聚落之研究-村落領域關係、擇址和空間組織之探討》。
藍志玟（2002），《臺北大龍峒聚落之研究（1802-1945）》。
張順泰（2003），《外新豐里開發之研究》。
鄭雅方（2003），《臺灣南部農田水利事業經營之研究》。
李佳霖（2004），《類型形式轉化之研究—以彰化縣八卦山山腳路民居為例》。
王昱新（2004），《蚵寮聚落之空間構成分析》。
李嘉津（2006），《關廟地區竹籐器加工業發展之研究》。
傅新昀（2007），《高雄縣茄定聚落之空間構成研究》。
劉亞蘭（2008），《濁水溪南岸民居類型與地理條件關聯性之研究》。
尤　琦（2010），《臺灣雅美族野銀村傳統用水空間之研究》。
劉嘉雲（2010），《嘉義沿山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生活方式－以竹崎鄉為例》。
楊秋賢（2011），《水利開發與地區發展互動之研究：以頭前溪北岸九芎林為例》。
歐琇文（2012），《一個季風形塑下的聚落配置研究-1913年望安花宅聚落為例》。
汪雅菁（2012），《關廟鳳梨及其加工產業之研究》。
鄭伊伶（2019），《日治時期台南北門鹽民與鹽田空間之研究》。
鄭虹昀（2019），《麻豆曾文溪溪埔多聚落變遷研究：維生與信仰面向》。

四、清代史料
高拱乾，《臺灣府志‧高志》，1696（康熙35）。
周鍾瑄，《諸羅縣志》1717（康熙56）。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1747（乾隆12）。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山水志‧山》，1751（乾隆16）。
李丕煜，《鳳山縣志》，1764（乾隆29）。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1807（嘉慶12）。
王禮，《臺灣縣志‧輿地志‧川》，1811（嘉慶16）。
周璽總，《彰化縣志》，1834（道光14）。
陳壽祺，《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1834（道光14）。。
《大清一統志‧臺灣府‧山川》，1842（道光22）。
唐魏徵，《隋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簡體書），中華書局2020。
趙汝适，《流求與雞籠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6）。
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臺灣經濟史初集，1954）。

五、日治時期史料
《臺南廳另第二號》，（臺南廳報編），1901。
《臺灣慣習記事》，＜蕃薯寮管內新港、卓猴及び大傑顛社熟蕃の移居及び沿革＞，旗尾山人，第3卷第3號，臺灣慣習研究會，1901。
《臺灣日日新報》，1906/3/15。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臺灣總督府、臺灣日日新報社合編），1921。
《臺灣日日新報》，1926/8/28。
《臺灣日日新報》，1926/12/7。
《臺灣の灌溉排水事業》，佐野堅爾，（臺灣農事報三O五號），1932。
《台灣の副業》，臺灣總督府殖産局商工課出版，1936。
《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川野重任，（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41。
《民俗臺灣》，池田敏雄主編，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1。
《「臺灣農業土木誌」〈中譯名：臺灣之水利問題〉》，芝田三男、磯田謙雄，1950。
《臺灣之水利問題》（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惜遺，1950。
《臺灣銀行季刊》，＜臺灣鄉鎮之研究＞，富田芳郎，臺灣經濟研究室編第七卷第三期，1955。

六、網路資料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https://www.th.gov.tw/new_site/01archives/01file_archives/
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https://tainanstudy.nmth.gov.tw/index
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國家圖書館https://tm.ncl.edu.tw/
臺南水故事https://blog.xuite.net/chttw_1336284839/tainanwaterhistory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Google地球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
農林航空測量所https://image.afasi.gov.tw/map_searching/map.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