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在六朝時代作爲中國嶺南地區其中一個地方行政層級，不論它是孫吳時由交州分置出來，或是到梁末陳初達到統領嶺南二十州的局面，整體來說其州鎮地位是逐漸上升的。以往學者對於嶺南地理區的主體交廣二州之地位升降多以經濟、人口的變化角度切入解釋，但通常僅止於事實現象之描述。故本文將從軍政角度，並以魏晉南北朝時代地方軍政長官─刺史爲中心探討廣州與廣州刺史在六朝時代地位的變化過程。

在本文六朝漫長時間下的廣州(公元189-589年)，其地位變化是由不受重視的南方蠻荒邊地到主掌嶺南的首要之鎮。當然，這樣的變化並不是一蹴可及的。廣州從孫吳時被視作資源與人力的供應地，兩晉時門閥大族不屑前往，讓武人與軍政鬥爭失敗者去就任，到東晉中期開始藉著成爲荊、揚二州對抗下勢力範圍的延伸而藉此參與了中央軍政事件。這時的刺史也一反先前的人物性質，轉由足以代表二州勢力、以文人性格爲中心的人物出任刺史，藉以協助穩固背後的州鎮。南朝開始，由於皇權提升的關係，皇帝擺脫廷議、出於自身好惡、以各種方式決定、影響官員官職的現象就變得很值得注意。此外，代表皇帝權力延伸的宗室此時也開始有成員出任刺史；加上這時代豪強大族自身心態也逐漸轉變，願意出任以往不願去的遠郡遠州，使這時代刺史人物性質呈現多樣化。梁代開始，由於歷朝持續開發嶺南，使各地土豪酋帥也逐漸活躍於地方中下層。侯景之亂造成蕭梁瓦解，這些土豪酋帥更進一步掌握地方，並且透過與各種勢力合作，遂在陳朝廣州刺史中獲得他們的獨特地位。本文最後就六朝廣州刺史的成員性質分爲三個時期與評價六朝政權對嶺南的控制。

Guangzhou`s status is rises gradually, no matter it branching out from Jiaozhou in Sun Wu dynasty or commanding twenty states of Lingnan in the last years of Liang dynasty and the primary stages of Chen dynasty as the Chinese Lingnan area local administration level in the Six Dynasties time. Scholar in the past according to economical and population`s viewpoint analysis the Lingnan geographic area's main body hands over status of fluctuation the broad Guangzhou and Jiaozhou. But only stops description in the fact phenomenon usually. So this thesis probe into Guangzhou and Guangzhou cishi status change in Six Dynasties from political angle, regard as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ime plac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enior official-cishi.

Status change from nearby the south uncultivated land which takes to is not managed Lingnan's most important state in long time of Guangzhou in Six Dynasties (From A.D. 189~589). Such change certainly not to reach at once. Guangzhou regarded as treasure and manpower supply place in SunWu dynasty, the semi-famous and influential families won`t willing to go in Western-and-Eestern Jin dynasty, let the military person and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struggles the loser to take office.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ntermediate stage started the affiliation to become cuts, raises under Jing and Yang states resistances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to extend takes advantage of this participated in the political affairs. Cishi transfers by represents two state influences, takes the post of Jinzhou and Yangzhou, take the writer disposition sufficiently as the central character, so as to assists the stable behind the Jinzhou and Yangzhou. In Southern Dynasty, as a result of imperial authority promotion relations,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appoints and dismisses by each reason become attention. In addition, this time cishi character nature presents the diversification since a member of royal clan assume cishi and semi-famous and influential families the method changes gradually. Because of Lingnan's development, local tyrant earthly branch commander-in-chief enlivens gradually in the place basic unit from Liang dynasty. Hou-Jing`s rebelling against creates Liang dynasty disintegrates, these local tyrant earthly branch commander-in-chief the further grasps the place and obtains their unique status in Chen dynasty of Guangzhou cishi. In the end, the the Six Dynasties Guangzhou cishi's member nature divides into three times and appraises the the Six Dynasties political power to Lingnan the control.

參考書目
一、史籍(依著者朝代先後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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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清)萬斯同，《晉方鎮年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清)萬斯同，《東晉將相大臣年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清)萬斯同，《宋將相大臣年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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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謝鍾英，《三國疆域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清)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清)洪亮吉，《東晉疆域志》，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清)洪齮孫，《補梁疆域志》，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民國)臧勵龢，《補陳疆域志》，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台北：開明書局，1959)。

二、近人專著：
壹、中文(含論集、譯著、學位論文、工具書，依作者姓氏筆劃為序)：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王東洋，《魏晉南北朝考課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王興瑞，《洗夫人與馮氏家族》(北京：中華書局，1984)。
王文光編著，《中國南方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白翠琴，《魏晉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中國歷代戰爭年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七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尤中，《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沿革史(先秦至漢晉時期)》(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方志欽、蔣祖緣主編‧汪廷奎本冊主編，《廣東通史：古代上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古紹璋，《六朝時期廣州的開發》(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1978)。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
朱大渭，《六朝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7)。
(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汪清，《兩漢魏晉南朝州、刺史制度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
呂士朋，《北屬時期的越南》(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李東華，《中國海洋發展關鍵時地個案研究(古代篇)》(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
李崇智編著，《中國歷代年號考》(北京：中華書局，1981)。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濟南：齊魯書社，2002)。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胡守為，《嶺南古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胡志佳，《兩晉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央之關係》(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增訂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胡阿祥，《東晉南朝僑州郡與僑流人口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
高敏，《魏晉南北朝史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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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台北：帛書出版社，1985)。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張承宗、田澤濱、何榮昌主編，《六朝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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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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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續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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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3)。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

三、期刊論文：
壹、中文(含譯著、論文集，依作者姓氏筆劃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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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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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孟夫，〈晉代における將軍號と都督〉，《東洋史研究》37：3(京都，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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