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因應政治情勢變化，皇帝營建廣薦法會，為戰亂喪生的亡靈超度追薦，藉此安撫民心。明代中後期，統治者利用崇佛之舉，型塑權威形象，鞏固皇室統治。君主崇奉佛教，不斷修建法會，造成財政問題，引起群臣反對。然而，法會受到上層階級重視，始終與皇權緊密結合，具有顯著的政治意涵。

　　在政治的演變過程中，宮中這股力量也滲透到社會，互為影響。明初官方透過整頓瑜伽教，將僧寺分成禪講教三類，規定瑜伽教僧習誦儀軌，為大眾提供法事服務。然而，法會大為流行，也對佛教帶來負面影響，甚至衍生一些社會問題。如隨著僧俗過度接觸，引發社會對佛教與僧人的負面印象，同時僧俗結為依附關係，不免也會發生糾紛，引起官司訴訟。針對法會所帶來的流弊，僧團制定叢林規約，規範從事法會儀軌，以及校訂刊刻法事儀文，提供修行的實踐方式，改革佛教內部問題。在此過程中，士大夫是主要的贊助者，不僅提供資金資助，令儀文得以刊行流通，更與僧人共同促成改革。

　　透過本文探討明代法會流行情況，可以看到促進佛教發展的動力，及其獲得來自不同群體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看見僧人從事法會，積極拓展社會發展空間，增進佛教對社會的影響力，社會對佛門的詬病卻也隨之加深。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emperor set up dharma assembly to appease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by paying homage to the souls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wa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rulers took advantage of worshiping Buddha to shape their authoritative image and consolidate the royal rule. The monarchs believed in Buddhism and kept holding dharma assembly, which caused financial problems and aroused opposition from the officials. However, dharma assembly was valued by the upper class and alway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imperial power, which had significan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evolution, this power in the palace also penetrated into society and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organized the teaching of Yoga, divided monaster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Zen, Lecture, and Teaching, and stipulated that the monks in charge of teaching yoga should recite rituals and provide legal services to the public. However, the popularity of dharma assembly also caused a considerable negative impact on Buddhism, and even resulted in some social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excessive contact between monks and laymen led to the society’s a negative impression of Buddhism and monks. Besides, the frequent contacts between monks and laymen even violated the law, triggering lawsuits. In response to the disadvantages caused by the dharma assembly, Sangha groups formulated their own regulations, standardized the rituals in the dharma assembly, edited and published ritual publications, provided methods of practice, and reformed the internal problems of Buddhism. During this process, scholar-bureaucrats were the main sponsors, who not only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but also promoted the reforms together with monks.

By probing into the popularity of dharma assembly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its support from different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monks held dharma assembly, actively expanded the spa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hanced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society. However, the society’s criticism against Buddhism also dee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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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見曄，〈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討〉，《東方宗教研究》，新4期（1994），頁67-102。

五、專書論文
何淑宜，〈時代危機與個人抉擇──以晚明士紳劉錫玄的宗教經驗為例〉（收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出版委員會編，《溝通與協作：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20），頁435-466。
呂妙芬，〈婦女與明代理學的性命追求〉，收入氏編，《無聲之聲（III）：近代中國婦女與文化（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牧田諦亮著，索文林譯，〈水陸會考證〉，收入氏著，《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頁185-216。
陳玉女，〈明萬曆朝慈聖九蓮菩薩建構之多重意義〉，收入釋怡學編，《明代北京佛教研究》，北京：金城出版社，2018，頁142-178。
熊秉真，〈明清家庭中的母子關係──性別、感情及其他〉（李小江等編，《性別與中國》，北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頁514-544。
熊秉真著，岳心怡譯，〈建構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關係〉（收入盧建榮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255-280。
龍池清，〈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收入張曼濤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六）：明清佛教史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頁1-16。
簡凱廷，〈晚明佛教居士姚希孟（1579-1636）及其禮懺文書寫〉（收入林長寬編，《論死生：宗教文化的詮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2021），頁207-223。
藍吉富，〈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收入氏編，《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1991），頁255-266。

六、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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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D. Orzech,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Shishi in China,” The Esoteric Buddhist Tradi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989 SBS Conference, SBS Monographs no. 2, ed. Henrik H. Sørensen. Copenhagen and Aarhus: Seminar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4, p.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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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河峰雄，〈「敕脩百丈清規」祝釐．報恩章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2卷第2號（1984），頁940-943。
淺井紀，〈明朝の國家祭祀と佛敎・道敎・諸神〉，《東洋史研究》，第73卷第1號（2014），頁67-98。
野上俊静，〈明初の僧道衙門〉，《大谷學報》，第27卷第1號（1948），頁8-15。
滋賀高義，〈明代神楽観攷〉，《大谷學報》，第57卷第2號（1977），頁15-25。
滋賀高義，〈明初の法会と仏教政策〉，《大谷大學研究年報》，第21集（1969），頁197-237。
滋賀高義，〈明初の神楽観と道教〉，《大谷學報》，第43卷第2號（1963），頁32-45。
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79。
間野潜龍，〈中國明代の僧官について〉，《大谷學報》，第36卷第3號（1956），頁52-62。
龍池清，〈明代の瑜伽教僧〉，《東方學報》，第11冊之1（1940），頁405-413。
龍池清，〈明代の僧官〉，《支那佛教史學》，第4卷第3號（1940），頁35-46。
鹽入良道，〈中國佛教儀禮における懺悔の受容過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1卷第2號（1963），頁731-736。
鹽入良道，〈懺法の成立と智顗の立場〉，《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7卷第2號（1959），頁440-450。

七、學位論文
安賽平，〈明末清初僧俗對密教咒語的詮釋與應用〉，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21。
何淑宜，《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的關係──以喪葬禮俗為例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徐一智，〈明末浙江地區佛教寺院經濟之研究──以雲棲袾宏、湛然圓澄、密雲圓悟為中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
游志弘，〈明代光祿寺事務與革新論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
鄧淑君，〈明代官版佛教大藏經《永樂北藏》刊印與頒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
蕭漢威，〈明代佛教典籍出版研究〉，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2018。

八、網路資料
（明）姚希孟，《風唫集》，中華古籍資料庫（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all&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25325），最後檢索日期：2023年7月17日。
（明）蕭士瑀，《陶葊雜記》，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數位影像（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3972339$1i），最後檢索日期：2023年7月17日。
韓苗苗，〈北京房山107國道大修挖出明朝古墓墓主為太監〉，中國考古網（http://www.kaogu.net.cn/cn/xccz/20140912/47496.html），最後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