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通過歷史文獻分析以及參與式觀察法的田野調查進行調研，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通過對「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1980年後的研究來分析「新型藏傳佛學院」的空間變化過程。並以此反映1980年後不斷變動的中國政治社會變遷。

20世紀60初到70年代末，中國發生一系列的運動，藏傳佛教受到打壓甚至毀滅，藏傳佛教的寺廟失去原有的功能，進行傳法的空間地下化，出現了「臨時傳法空間」。80年代開始，中共高層改革派上臺，隨著各地經濟宗教政策的逐步開放，各地的宗教呈現不同的復甦態勢，而以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為代表的寧瑪派是觀察這種復甦態勢的一個重要的案例。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是在1980年後成立的「新型藏傳佛學院」，其延續了文革時期的「臨時傳法空間」，又建立在新的地緣關係的土壤上。由於學院對於場所的「政治合法性」與「佛學合法性」的建構，對藏地不同教派的僧侶的引入，對覺姆、漢人的吸納等各方面的正確決策，短短十年內得以迅速發展。而這個階段，原本的臨時傳法空間也得以固化，並形成了藏傳佛學院的基本結構。這樣的基本結構在覺姆與漢人的進入下，出現了「性別空間」和「漢藏交融」的新的藏傳佛學院的空間結構。
1989年後，改革派的勢力受到壓制，保守派開始上臺，宗教問題日趨複雜。90年代，國家開始規範宗教的發展，1997-2008年期間，政府通過「點、線、面、關卡」的方式進行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的空間限制。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為了尋求限制下的人員疏散與和平突破，進行「屬寺的轉移」。與此同時，傳統傳播媒介逐漸被互聯網取代，宗教市場經濟發展迅猛，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在與政府的博弈過程中藉助不斷變動的社會土壤通過「菩提學會」的空間形式進行隱秘地空間擴張，將五明佛學院的空間擴張到漢地，甚至傳播到海外。2008年之後，宗教政策開始放寬，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的精英階層敏銳抓住這次契機，學院的空間再次迎來新一輪的擴張潮，不僅原有的木製建築開始被混凝土建築取代，還興建了不少商業建築，也進行多人合住模式的探索。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arung Buddhist Academy in Sertar to analyse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new Tibetan Buddhist academy” from 1980 to 2015 by us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viewpoints of studying settlement.

The Larung Buddhist Academy continued the “temporary space of spreading the Nyingm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e to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legitimacy of Buddhism” and the wise decision-making in all area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onk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in Tibet, and the admission of Tibetan nun and Han believers., the Buddhist academy developed rapidly. temporary space changed to the Tibetan Buddhist Institute of the basic structur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gender space” and “Tibetan-Chinese integration”. In the 1990s, the state began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During 1997 to 2008, the government adopted the “point, line, surface, and checkpoints” to carry out the space constraints of the Larung Buddhist Academy. In order to seek evacuation and peaceful breakthroughs under the restrictions, the Buddhist academy migrated believers to another monastery. At the same time, the academy used the power of society to secretly expand the space through the “Bodhi Group” which has expanded to the Han, or even spreader to overseas. After 2008, the religious policy began to relax, Larung Buddhist Academy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nfrastructure.

一、中文書籍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1949-2004)》，北京市：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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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藏加，《西藏宗敎》，北京市：五洲傳播出版社，2002年。
四川省色達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色達縣誌1991-2005》，成都市：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
色達·慈誠，《浴火重生——西藏五明佛學院盛衰實錄》，雪域出版社，2014年。
陳曉東，《寧瑪的紅輝，今日喇榮山中的一塊密乘淨土》，蘭州市：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年。
索達吉堪布，《法王晉美彭措傳》，2001，色達縣：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內部自行印製。
索達吉堪布，《智海浪花》，色達縣：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內部自行印製，2002年。
索達吉堪布，《一世敦珠法王自傳》，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08年。
達娃拉姆，翁林澄，《智慧的山嶺: 世界最大佛學院，五明佛學院朝聖之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二、中文論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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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吱，《忽然川西色達的誘惑》，廈門：廈門航空雜誌社，《廈門航空》12月刊，P102-107，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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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毛傑，《藏傳佛塔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易立競，《索達吉堪布 上師下山》，廣州：南方人物週刊，2014年。
英加布，《域拉奚達與隆雪措哇:藏傳山神信仰與地域社會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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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對解放前四川色達草原遊牧部落社會的研究》，成都：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4月刊，P13-18， 1982年。
崔雨風，《擂響愛國主義教育的戰鼓── 四川省藏區寺廟愛國主義教育情況綜述》，成都：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四川統一戰線》11月刊，P4-6，1998年。
曹輝林，《菩提之旅:喇榮五明佛學院漢族信眾的生活研究》，成都：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程威巍，《佛教皈依者的幸福感研究》，鄭州：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楊鳳崗，《中國宗教的三色市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6月刊，P41-47，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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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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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ne, Antonio, Householders and Monks: A Study of Treasure Revealers and their Role in Religious Revival in Contemporary Eastern Tibet, Buddhism Beyond the Monastery: Tantric Practices and Their Performer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s, Netherlands: Brill , 2009.

四、日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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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站
丹增嘉措仁波切，《大幻化網壇城簡介》，國際佛學會網站，（2016, 07）
http://www.buddhistweb.org/2013/11/12316
菩提洲網站，<珍貴老照片：幾十年前的五明佛學院是這樣的>（2016, 08）
http://rufodao.qq.com/a/20160517/042547.htm#p=1
菩提洲網站，<2015紮西持林供護法儀軌>（2016, 07）
http://www.ptz.cc/plus/view.php?aid=5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