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律師協助權為我國備受探討之議題，無論是實務裁判抑或學界論著，皆經常圍繞著被告之受律師協助權進行論述，至於在立法層面上，最近一次與受律師協助權相關之修法，則是2017年針對偵查中羈押審查階段作出之變革──主要包括卷證獲知權以及強制辯護。然而，儘管我國於法制上一再加強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之保障，與國際趨勢相比，仍存在許多不足；此外，針對違反受律師協助權保障規定之情況，實務於證據能力判斷之運作上亦顯得形式化。相較之下，歐洲法──包括《歐洲人權公約》、《歐盟刑事程序告知與通知權利指令》以及《歐盟刑事程序及歐盟逮捕令執行程序之律師協助權、剝奪人身自由時第三方告知權和剝奪人身自由期間與第三方及領事機關溝通權指令》──與德國法，在法制層面或證據能力判斷上，皆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歐盟刑事程序及歐盟逮捕令執行程序之律師協助權、剝奪人身自由時第三方告知權和剝奪人身自由期間與第三方及領事機關溝通權指令》明確規定限制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之條件以及限制期間對被告之保障，相對於我國模糊之規範模式，顯得清晰且細緻。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多次針對偵查人員違反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之情況，作出與證據能力相關之裁判，法院論述多以被告程序地位以及規範保障目的是否受影響為主軸，與我國流於形式之權衡手法大相逕庭，值得我國參考。

The right to legal assistance is a widely discussed issue in Taiwan. Judgments and academic articles are usually related to the right to legal assistance for suspects. As to legislation, the latest amendment about the right to legal assistance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of Taiwan was in 2017, which was for the right to the access to the case-files of the accused and mandatory legal representation in detention hearings. Although legislators tried to strengthen the right to legal assistance for suspects again and again,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Moreover, judgments from the courts on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are often too formalized while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ts violate the right to legal assistance. Meanwhile, legislation and judgments on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in Europe are worth learn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imit on the suspects’ rights to legal assistance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suspects’ rights during the limit time are ensured clearly in the Directive 2013/48/EU. In addition, judgements, which refer to the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legal assistance by law enforcement agents, on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by the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in Germany are mostly related to the suspect’s status in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goal of law. Hence, it means that the German judgments and the Directive 2013/48/EU are worth learning.

一、 中文文獻
（一） 專書
1. Helmut Satzger著，王士帆譯，《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元照，出版2刷，2015年6月。
2. 王士帆譯，何賴傑、林鈺雄審譯，李聖傑、潘怡宏編譯，《德國刑法典》，元照，2017年6月。
3.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上）》，2版，新學林，2013年9月。
4. 朱石炎，《刑事訴訟法論》，7版，三民，2017年8月。
5. 李惠宗，《憲法要義》，6版，元照，2012年9月。
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8版，新學林，2017年9月。
7.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8版，新學林，2017年9月。
8.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五南，12版，2013年9月。
9. 連孟琦翻譯，《德國刑事訴訟法──附德國法院組織法選譯》，元照，2016年9月。
10.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5版，新學林，2017年9月。
11. 廖福特，《歐洲人權法》，學林文化，2003年5月。
（二） 論文集
1. 王兆鵬，〈貫徹平等與實質之辯護制度〉，《辯護權與詰問權》，元照，2007年1月，頁79-107。
2. 王兆鵬，〈證據排除法則之性質與目的〉，收錄於：《刑事證據法則之新發展──黃東熊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學林文化，2003年6月，頁215-228。
3. 何賴傑，〈偵查程序強制辯護之指定及違法效果──以德國刑事訴訟法為觀察重點〉，收錄於：何賴傑、李聖傑、楊雲驊、謝如媛、陳志輝著，《刑事法學的新視野》，元照，2011年5月，頁1-108。
4. 吳俊毅，〈辯護人在場權之探討〉，《辯護人論》，正典，2009年1月，頁83-120。
5. 吳俊毅，〈辯護人與被告交流權（Verkehrsrecht）之探討──透過接見以及使用書信方式的情形〉，《辯護人論》，正典，2009年1月，頁143-177。
6. 李明鴻，〈我國刑事訴訟法接見指定草案評析──以日本法與人權公約為中心〉，收錄於：陳運財主編，《刑事司法與國際人權公約學術研討會實錄》，東海大學法律學院，2010年11月，頁199-231。
7.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八條之四的平台定性──以最高法院證據禁止相關裁判為例證──〉，《最高法院裁判評釋》，元照，2013年12月，頁249-286。
8. 林鈺雄，〈無罪推定作為舉證責任及證據評價規則──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及評析〉，《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二）》，元照，2012年3月，頁49-88。
9. 林鈺雄，〈歐洲人權保障機制之發展與挑戰〉，《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元照，2007年12月，頁1-50。
10. 莊杏如，〈正當法律程序下指定辯護制度之實踐〉，收錄於：陳運財主編，《刑事司法與國際人權公約學術研討會實錄》，東海大學法律學院，2010年11月，頁237-289。
11. 陳運財，〈偵訊之法律性質及其規範〉，《偵查與人權》，元照，2014年4月，頁101-127。
12. 蘇友辰、鄧衍森，〈公平審判權〉，收錄於廖福特主編，《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初版2刷，新學林，初版2刷，2014年11月，頁209-234。
（三） 期刊論文
1. Robert Esser 著，王士帆譯，〈歐盟調和刑事被告權利之倡議──兼評歐盟《刑事程序權利告知與通知指令》〉，《檢察新論》，22期，2017年7月，頁314-334。
2. Sabine Gless著，王士帆譯，〈告別武器平等？──從「歐洲刑事追訴」談起──（上）〉，《司法周刊》，1684期，2014年2月21日，版2-3。
3. Sabine Gless著，王士帆譯，〈歐洲：刑事辯護的挑戰〉，《檢察新論》，9期，2011年1月，頁324-341。

4. 王士帆，〈被告第一時間之律師協助權──歐洲人權法院Salduz vs. Turkey譯介〉，《司法周刊》，1701期，2014年6月20日，版2-3。
5. 王士帆，〈違反緘默權告知義務之證據禁止──以德國法作比較觀察〉，《政大法學評論》，120期，2011年4月，頁159-269。
6. 王士帆，〈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緘默權與證據禁止〉，《軍法專刊》，57卷6期，2011年12月，頁173-200。
7. 王士帆，〈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BGHSt 38, 372──阻礙律師諮詢權之證據禁止〉，《司法週刊》，1845期，2017年4月14日，版2-3。
8. 王士帆、林萱恩，〈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BGHSt 42, 15──協助被告聯繫辯護人（上）〉，《司法周刊》，1956期，2019年6月14日，版2-3。
9. 王自雄，〈人權兩公約之國內法化暨其施行法之實施──從國際法的內化與人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之法律地位論起──〉，《台灣法學雜誌》，164期，2010年11月15日，頁113-122。
10. 朱石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刑事訴訟法之關係（上）〉，《司法週刊》，1454期，2009年8月20日，版2-3。
11. 吳俊毅，〈辯護人與被告交流權之探討──透過接見以及使用書信方式的情形〉，《月旦法學雜誌》，137期，2006年10月，頁133-151。
12. 李榮耕，〈受拘捕犯罪嫌疑人於訊問中之受辯護權〉，《月旦法學雜誌》，192期，2011年5月，頁45-62。
13. 李榮耕，〈論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3項的證據排除規定〉，《政大法學評論》，156期，2019年3月，頁261-311。
14. 林裕順，〈偵查階段供述證據保全的法理探討──以刑訴法第一五八條之二第二項為中心〉，《法學新論》，《月旦法學雜誌》，149期，2007年10月，頁89-105。
15. 林裕順，〈從大法官釋字六五四號解釋論「接見交通權」──兼評刑訴法第三四條增修草案〉，《台灣法學雜誌》，139期，2009年11月1日，頁49-66。
16. 林裕順，〈論偵訊中辯護人之在場權〉，《法學新論》，2期，2008年9月，頁1-17。

17. 柯耀程，〈法定「證據排除」的意涵與適用〉，《檢察新論》，10期，2011年7月，頁146-160。
18. 連孟琦，〈德國犯罪被害人地位之強化──綜覽刑事政策、刑法、刑事訴訟以及實務領域之最新發展〉，《月旦刑事法評論》，2017年9月，頁60-72。
19. 陳運財，〈刑事訴訟法之修正與刑事辯護〉，《月旦法學雜誌》，137期，2006年10月，頁120-131。
20. 陳運財，〈違法證據排除法則之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113期，2004年10月，頁27-50。
21. 陳運財，〈釋字第六五四號解釋與自由溝通權〉，《月旦法學雜誌》，192期，2011年5月，頁5-28。
22. 黃朝義，〈重新建構偵查中辯護權問題〉，《律師雜誌》，337期，2007年10月，頁60-70。
23. 楊雲驊，〈司法院釋字第六五四號簡評〉，《台灣法學雜誌》，122期，2009年2月15日，頁179-182。
24. 廖福特，〈歐洲人權公約之監督機構──國際人權最強而有力之監督者〉，《司法改革雜誌》，39期，2002年6月，頁41-43。
25. 蔡碧玉，〈釋字第737號解釋對我國羈押閱卷制度之影響〉，《檢察新論》，20期，2016年7月，頁26-30。
（四） 學位論文
1. 呂雅婷，〈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以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為借鏡〉，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2. 甯若蓁，〈被告於審判上證據調查聲請之探討──以德國刑事訴訟法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7月。
3. 黃怡華，〈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調查取證──以《歐盟刑事偵查令狀指令》為比較對象〉，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1月。
4. 劉棕欣，〈從憲法上權利保障之觀點論偵查中犯罪嫌疑人之辯護權〉，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6月。
5. 鄭捷，〈警詢階段辯護人辯護權範圍與實踐之研究──以法律扶助基金會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為探討──〉，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7月。
二、 英文文獻
（一） 專書
1. Sarah Joseph & Melissa Casta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3rd ed. 2013).
三、 德文文獻
（一） 專書
1. Beulke, Wener/Sabine, Swoboda, Strafprozessrecht, 14. Aufl., 2018.
2. Kindhäuser, , Strafprozessrecht, 4. Aufl., 2016.
3. Roxin, Claus/Bernd, Schünemann, Strafverfarensrecht, 29. Aufl., 2017.
4. Satzger, Helmut,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8. Aufl., 2018.
（二） 註釋書
1. Hannich, Rolf, Karlsruher Kommentar zur StPO, 7. Aufl., 2013.
2. Meyer-Goßner, Lutz/Schmitt, Bertram, StPO, 61. Aufl., 2018.
3. Meyer-Ladewig, Jens/Nettesheimm Martin/von Raumer, Stefan, EMRK, 4. Aufl., 2017.
4. Satzger, Helmut/Schluckebier, Wilhelm/Widmaier, Gunter, StPO, 3. Aufl., 2018.
（三） 期刊論文
1. Beckemper, Der Antrag auf Bestellung eines Pflichtverteidigers im Ermittlungsverfahren - Anmerkung zu OLG Karlsruhe, NStZ 1999, S. 221-226.
2. Beulke, Wener, Muß die Polizei dem Beschuldigten vor der Vernehmung „Erste Hilfe" bei der Verteidigerkonsultation leisten?, NStZ 1996, 257-262.
3. Müller, Egon, Anm. zum BGHSt 42, 15, StV 1996, 358-360.
4. Roxin, Claus, Das Recht des Beschuldigten zur Verteidigerkonsultation in der neuesten Rechtsprechung, JZ 1997, 343-347.
四、 網路資料
1. 黃天如，〈外國媳婦、女婿逾50萬大關，大陸港澳近7成〉，《風傳媒》，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399092，2018年2月15日，最後瀏覽日：2019年1月9日。
2. 廖千瑩，〈台灣外勞人數突破70萬大關 今年增2.7萬人〉，《自由時報》，網址：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18789，2018年11月20日，最後瀏覽日：2019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