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加重結果犯的立法方式以來，其存在的正當性便飽受質疑。本文從各層面加以討論，認為加重結果犯的立法仍具有正當性，而其法理基礎就在於基本行為的特殊風險。
德國實務認為，要正當化加重結果犯之加重處罰效果，並藉以與想像競合相區別，必須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間具有直接關係，也就是「直接性」。德國實務早在帝國法院時期便已經提出「直接性」概念，但直到1971年聯邦最高法院在Rtzel案中創立出的危險實現理論才將此概念進一步精確化。本文認為，如果要引進直接性的概念，首先必須釐清其概念究竟為何，以及能與其他犯罪成立要件間相區別，而補其不足之處。依加重結果犯的法理來看，具有直接性的行為，指的應該是立法者就該條規定，依客觀長期經驗法則的累積，所預想極有可能造成加重結果發生的具有高度危險性之行為。
我國刑法關於加重結果犯，在第17條增設「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的排除規定，最高法院則由判例歸納出客觀預見可能性及相當因果關係兩大成立要件，但在具體個案的適用上，因事實千變萬化，仍時常會發生各審級法院見解不一致的現象。在理論上亦存在甚多問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74號判決理由中提及「直接之相當因果關係」的用語，但其真意為何並未作進一步的說明。
加重結果犯中有爭議的案例事實，也常在客觀歸責理論中受到討論，國內學者亦有主張以客觀歸責理論而限制加重結果犯的成立。本文同意之。
結論上，本文認為直接性概念的核心內涵在於強調基本行為與加重結果間的緊密關聯性，也就是加重結果必須自來自於基本構成要件本身附隨的特有風險或固有的內在風險，將法理基礎落實到個別具體條文上，此概念應該是妥當的。個別加重結果犯條文的特有風險或固有風險牽涉到每個加重結果犯立法規範目的及構成要件本身，無法一概而論，必須就構成要件加以解釋，始能得出答案。定位上，屬於客觀歸責規範保護目的的一部份。
除此之外，本文另外討論相關的加重結果犯的未遂以及共犯問題。

From the appearance of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erfolgsqualifizierten Delikten” in German), the legitimacy of which has always been a debatable poin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question in many respect and confirms the legitimacy of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is the special danger in its intended act.
The German courts think, in order to justify the severer punishment of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and being distinguished from “Idaelkonkurrenz”,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ded act and the aggravated result of which is necessary, it is called “Unmittelbarkeit” in German. The concept has been built up in the era of Empire Court, but it is not made precise until 1971 in the Rtzel case by Federal Supreme Court. The paper thinks it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Unmittelbarkeit” and confirm whether the concept can been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criminal requisite. From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the acts with “Unmittelbarkeit” means the acts with high danger tendering to causing aggravated result under specific article of criminal law according the longtime objective observation by the legislator.
The basic rule of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under Article 17 of R.O.C (Taiwan)Criminal Code says “the article will be exclude if those who commit the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can not foresee the aggravated result ”. Taiwan Supreme Court concludes the requisite of “objective foreseeability” and “adequate causation” by case. In concrete cases, due to the various facts, the opinions of each court usually differ. Taiwan Supreme Court used the term “directly adequate causation ” in case Year 96-No.1274(2007) without detailed explanation.
Some disputing cases about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are often been discussed with “objective responsibility” theory. Some scholars also advocate to use the theory to limit the range of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The paper agree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thinks the core of “Unmittelbarkeit” is the direct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ded act and the aggravated result in aggravated result crime, as the same as the special or typical danger of the basic criminal article. What the special or typical danger of the basic criminal article depends on the explanation of each article without a uniform standard.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ttempt and accomplice in aggravated resulting crime.

中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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