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性別平權意識高漲及 #MeToo 運動的影響，大學性別事件成為社會高度關注之議題。大學作為教育、研究及工作並存之場域，使得大學性別事件處理程序相較一般工作場所更為複雜。現行我國大學性別事件主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惟實務運作上，仍常見程序適法性、權責分工不清、救濟途徑重疊或不足等爭議，影響當事人的權益。
本論文以文獻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整理我國大學性別事件之法制規範與實務運作情形，並輔以主管機關行政決定及行政法院判決加以分析。首先從性別實質平等出發，就大學性別事件所涉及基本權講學自由、學生學習自由、工作權及程序基本權之互動與界限。其次，進一步聚焦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事件處理與救濟程序，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調查程序、事實認定與證據法則、處置措施及申復制度，並透過性別事件案例探討，包括課堂講學自由與性別歧視之界線、實習過程師生肢體碰觸身體自主分際、通報義務責任調查與認定等，就程序正當性及行政監督下主管機關權限等問題，加以研析。
另就《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騷擾防治法》在大學交錯適用可能產生之衝突加以釐清，並進一步就美國、日本、韓國等大學性別事件之法制規範與處理程序整理介紹，作為檢視我國現行制度之參考。研究發現現行制度在處理程序、權責分工及救濟途徑的機制上，仍存有重疊、程序冗長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不足之疑慮，影響當事人權益及處理結果的可信賴性。
本文最後提出修正與建議，主張應建立兼顧性別實質平等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處理架構，強化程序明確性、救濟一致性與行政監督之合理性，申訴人與被調查人在性別事件處理程序都應有相同權利，受到同等對待，不得偏袒或壓抑任何一方，才能真正落實性別事件處理程序的核心在於程序正義，而非預設事實或角色地位。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surge in gender equality consciousness and the impact of the #MeToo movement, making university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a highly debated social issue. A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also serve as places for research and work, the processing of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in universities is more complex than in general workplaces. In Taiwan, such cases are primarily handled according to the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procedural adequacy, unclea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overlapping or insufficient remedy channels, which affect the rights of parties involved.
This thesis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to organize the legal norm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s of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in Taiwanese universities, while supplementing them with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nd court judgments from relevant authorities for analysis. Firstly, it starts from substantial gender equality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and boundaries between basic rights such as academic freedom, student learning freedom, employment, and procedural fundamental rights involved in university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Secondly, it focuses on the handling and remedial procedures of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under the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of gender equity committees, factfinding and evidence rules, disciplinary measures, and appeal systems. Through case studies on sexual misconduct incidents, such as the boundary between classroom speech freedom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physical contact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internships, and notification oblig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issues such as procedural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of authority limits.
This study also clarifies possibl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ender Work Equality Act and the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Act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universities and introduces the legal regulations and handling procedures of sexual misconduct cases in American, Japanese, and Korean universities for reference in evaluating our current syste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still has suspicions of overlap, long processing procedures, and insufficiency in ensuring proper legal procedures, which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parties involved and the credibility of handling result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mendments and suggestions, arguing that a treatment framework that balances substantial gender equality with proper legal procedur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trengthen procedural clarity, consistent remedies, and reasonabl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Both complainants and respondents should have equal rights during the sexual misconduct case processing procedure and receive fair treatment without bias or suppression of either party so that true procedural justice can be implemented instead of assuming facts or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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