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晉南北朝以來，茶在道教養生服食影響下，逐漸由藥用植物轉化為日常飲料。安史之亂所引發的社會變動、禪宗的興盛，以及陸羽《茶經》對煮飲茶方式的規範化，成為唐代茶文化定型的關鍵因素，自此茶於唐代中後期突破地域限制而廣泛流行，由區域性風俗發展為全國性文化。在此基礎上，根據唐人煮飲茶的感官體驗，從水品、茶薪與茶器的選擇，以及對茶色、茶香與茶味的欣賞，可見人們如何看待和追求茶之本色、本香與本味。同時，結合醫學文獻所反映的飲茶經驗，說明茶的養生特質亦影響人們飲茶的方式。茶亦進一步成為士人表達「儉」、「清」理想的重要象徵。茶因其相對廉價、不尚奢華，並常與酒形成對比，而被賦予節儉與節制的意涵；又因其清醒功效及煮飲過程中對潔淨的追求，而承載清淨的精神象徵，與士人自我修養、創作需求及禪宗「清淨」思想相互呼應。唐代茶文化的興盛，並非僅由《茶經》、交通或宗教因素所致，而是茶之物性、體感與時代精神交互作用的結果，使茶成為唐代以降日常生活與文化表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

Since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ea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medicinal substance to an everyday bever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aoist practices of nourishing life. Social upheavals follow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the rise of Chan Buddhism, and Lu Yu’s Classic of Tea, which systematized tea preparation, were pivotal in shaping Tang tea culture. From the mid to late Tang period, tea spread beyond regional boundaries and became a nationwide cultural practice. An analysis of Tang tea drinking through sensory experience—seen in the selection of water, fuel, utensils,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tea’s color, aroma, and taste—reveals how tea drinkers pursued tea’s original qualities. Medical writings further indicate that tea’s perceived health benefits influenced modes of consumption. Tea also emerged as a symbolic medium through which literati articulated ideals of jian (thrift) and qing (purity). Its relative affordability, contrast with alcohol, sobering effects, and emphasis on cleanliness aligned tea with restraint, moral self-cultivation, and Chan Buddhist notions of purity. The flourishing of Tang tea culture thu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ea’s material properties, embodied sensory experience, and the cultural spirit of th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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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1983，第12冊。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1983，第48冊。
《妙法蓮華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1983，第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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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書
王仁湘、楊煥新，《飲茶史話》，臺北：國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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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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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德，〈唐代揚州的商業貿易〉，《史學彙刊》，第30期（2012），頁57-101。
余治平，〈酒與上古中國的神祖祭祀——以《酒誥》文本為中心的經學詮釋與宗教學考察〉，《哲學與文化》，第46卷第3期（2019），頁119-134。
余舜德，〈「日常生活的身體感」專號導言〉，《考古人類學刊》，第74期，頁1-10。
宋霞，〈陸羽《茶經》水之意象分析——兼論汲水煮茶與道家哲學精神〉，《農業考古》，2021年第2期（2021），頁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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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村、王偉，〈中國茶文化的萌芽——飲茶在漢、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3），頁39-42。
陜西省法門寺考古隊，〈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0期（1988），頁1-28。
康才媛，〈唐代文人飲茶文化——以《茶經．四之器》為探討對象〉，《淡江史學》，第24期（2012），頁97-122。
康才媛，〈陸羽之成長、性格與學識——兼論與道家的關係〉，《淡江史學》，第27期（2015），頁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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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幼為，〈漢唐時期藥物與養生服食、宗教崇拜的互動——以松柏槐藥為例〉，《歷史教學》，2022年第20期（2022），頁38-45。
曾國富，〈禪宗「清淨」說及其影響〉，《五台山研究》，2014年第1期（2014），頁29-32。
寧欣，〈唐朝的「江賊」與「江路」〉，《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1996），頁110-115。
靜賢，〈「會昌毁佛」原因与反思〉，《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2013），頁36-44。
韓猛，〈唐代泰山靈岩寺北宗禪與密宗、鎮國道場諸問題探究〉，《華人文化研究》，第10卷第2期（2022），頁185-198。
顏鸝慧，〈唐代僧人茶生活〉，《明道學術論壇》，第7卷第3期（2011），頁167-182。
關劍平，〈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喫茶の文化〉，《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第27卷第2號（2002），頁294-298。
釋恒清，〈《佛性論》的研究〉，《中印佛學泛論——傅偉勳教授六十大壽祝壽論文集》（臺北：三民，1993），頁45-100。

（四） 專書論文
山田慶兒，《針灸和湯液的起源——古代醫學形成的兩個位相》，《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頁89-92。
中村喬，〈茶贅言——中國茶的食葉法與雜和法〉，收入吳智和、許賢瑤編，《中國古代喫茶史》，台北：博遠出版社，1991，頁31-54。
王力堅，〈魏晉品鑒的演變與文學〉，收入《魏晉南北朝文學跨域研究》，臺北：元華文創，2018，頁86-91。
王利華，〈漢唐飲食與生態環境〉，收入邱仲麟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53-115。
袁行霈，〈陶淵明與魏晉風流〉，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究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57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