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訴訟法第三章「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中，以聲請主體區分違憲審查的類型，其中法院聲請釋憲的案件類型，佔釋憲聲請案件的第二大宗，雖未如人民聲請釋憲之案件量龐大，但法院之聲請往往涉及重要的基本權議題，並承擔保障弱勢族群之關鍵積極功能。然而法院聲請釋憲之受理要件，長久以來卻有標準不明確之疑義，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釐清法院聲請釋憲之受理要件，並期透過本研究之釐清，提升法院聲請釋憲受理審查之可預測性，進而提升法院之聲請意願，並可促進人民基本權利更完善之保障。
本文比較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及其相關大法官解釋，即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以及現行之憲法訴訟法，發現法院聲請釋憲之受理要件在新舊法兩個時期無太大之差異。並透過法院聲請釋憲之相關受理及不受理案件，歸納造成受理標準不明確的原因，係因大法官為受理審查時，在本應形式審查的程序要件中，加入實質上的價值判斷，並自憲法法庭不受理裁定，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中得到啟發，發現此實質價值判斷即為「憲法重要性」之要求。
接著，本文從憲法法庭選案權的角度出發，認為憲法法庭沒有完全自由裁量是否受理聲請案件之選案權，因此倘若要以「憲法重要性」作為受理審查之依據時，即應予以明文規定。再從憲法最高性、法價值一致性及憲法訴訟補充性原則等法理基礎，並基於司法權分工、憲法法庭的本質等角度，證立法院聲請釋憲中存在「憲法重要性」之要求。又因憲法法庭無自由選案之裁量權，因此對於聲請案件是否符合「憲法重要性」之要求，應有說理義務，為強化該受理義務，法院聲請釋憲的受理要件中應增加「憲法重要性」作為實質受理要件。而現行之憲法訴訟法第55條及第56條，其條文內容均難以涵蓋「憲法重要性」之要求，因此本文建議新增第57之1條「本節案件具憲法重要性時，應受理之。」使該要件明文化，並與憲法訴訟法第55條及第56條之形式受理要件有所區別，使實質之價值判斷自形式要件的審查中抽離。
最後，本文提出四項「憲法重要性」之輔助判斷標準：「涉及之基本權」，是否為人性尊嚴高度相關的基本權；「限制基本權的手段」，是否為刑罰或刑事訴追程序；「影響範圍」，是否有多件聲請案針對同一標的提出聲請；「公共爭議性」，是否涉及國際間高度關注之爭議，或是長時間未解決之問題，或涉及不合時宜的司法院解釋。並透過實際操作法院聲請案件之受理審查，說明本文重構之受理要件之可行性。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dmissibility criteria for Petitions Lodged by Courts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ropos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as a substantive criterion.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lack of clarity in the current review process, arising from the Grand Justices' inclusion of substantive value judgments in the formal admissibility criteria. Review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related Grand Justice interpretations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371, No. 572, and No. 590), and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need for a clear and consistent standard for court-initiated petit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should be explicitly codified withi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specifically in Article 57-1, distinguishing it from procedural admissibility requirements. Additionally, four auxiliary criteria for assessing 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are proposed:(1) the relevance to fundamental rights, (2) the means of restriction on those rights, (3) the scope of impact, and (4) public controversy.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providing reasoned explanations when assessing whether petitions meet this requirement, as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lacks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in case selecti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im to enhance the predictability of admissibility reviews, increase court participation i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一、 書籍
李建良（2020），《行政法基本十講》，10版，元照。
吳信華（2024），《憲法訴訟基礎十講》，3版，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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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傑（2011），《認識大法官解釋的第一本書》，五南。
翁岳生（2009），《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元照。
許宗力（1993），《法與國家權力》，增訂2版，月旦。
許育典（2023），《憲法》，13版，元照。
陳敏（2018），《行政法總論》，10版，新學林。
楊子慧（2008），《憲法訴訟》，元照。

二、書之篇章
許宗力（2009），〈司法權的運作與憲法——法官作為憲法之維護者〉，收於：葉俊榮（主編），《法治的開拓與傳承——翁岳生教授的公法世界》，頁33-54，元照。
錢建榮（2006），〈論法官聲請解釋憲法的程序要件——兼論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及第五九零號解釋〉，收於：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編），《判解研究彙編（十）：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94年第10屆法學論文徵文選得獎作品集》，頁19-77，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三、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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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韻茹（2021），〈裁判憲法審查之裁判結果、宣告方式與效力〉，《月旦法學雜誌》，總號：318，頁28-44。
李震山（2023），〈論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所稱的「憲法上權利」──從憲法訴訟法第60條第5款之規定談起〉，《公法研究》，5期，頁193-216。
李建良（2018），〈基本權釋義學與憲法學方法論──基本權思維工程的基本構圖〉，《月旦法學雜誌》，273期，頁5-27。
吳信華（2000），〈論法官聲請釋憲〉，《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3期，年7月，頁101-145。
──（2021），〈憲法訴訟法中「訴訟類型」的立法簡析──新舊釋憲法制的比較觀察〉，《月旦法學教室》，222期，頁35-46。
──（2014），〈大法官釋憲「程序」與「實體」的交錯〉，《月旦法學雜誌》，226期，頁119-132。
──（2020），〈論「裁判憲法審查」（上）──制度的繼受、施行與展望〉，《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67期，頁16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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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一敲門，憲法法庭就開？──從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觀察裁判憲法審查的受理程序〉，《裁判時報》，124期，頁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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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司法權護憲之制度性分工（上）〉，《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65期，頁10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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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人民聲請憲法法庭裁判」審理流程之研究──以德國為借鏡兼論我國新制〉，《臺北大學法學論叢》，116期，頁4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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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義男（2023），〈憲法訴訟法施行後之違憲審查論理〉，《高大法學論叢》，18卷2期，頁1-55。
蔡志宏（2008），〈談法官聲請釋憲困境之我見〉，《全國律師》，12卷7期，頁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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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再論司法權的分權問題──司法院釋字第六二七號解釋程序法上的商榷〉，《月旦法學雜誌》，148期，頁78-97。
——（2017），〈夏蟲語冰錄（一一五）──立法不作為的憲法審查〉，《法令月刊》，第68卷第8期，頁148-158。

四、學位論文
吳睿恩（2023），《臺灣憲法法院的選案決策：實踐、理論與制度》，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張勝彥（2023），《憲法法庭受理聲請案件之判準——以重塑憲法重要性為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
趙俊雄（2021），《立法懈怠違憲審查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