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補強法則係指某種單一證據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而需另有補強證據之法則。在現代自由心證證據制度下，法律通常對於證據證明力不另外加以限制，而委由審判者自由裁量。然而，自由心證帶有裁判者主觀不確定性，容易導致誤判，此種情形在面對可疑證言中尤為嚴重，因此需要對此些可信性具有高度危險的證據加以適當限制，而補強法則即為對於自由心證的約束機制，其對於避免誤判以及遏阻國家不法取證具有積極且重大的功能。
除了特殊立法政策考量以外，補強法則主要是用來擔保可疑證言的可信性。對於這些可疑證言要求要有補強的規定，是由於此種可疑證言之可信性的危險足以影響到判決正確性，且又無法經由現存的配套制度有效檢驗證言的真實性，因此政府便統一擬制該可疑證言的證明力不足以支持整個待證事實，而被限制必須要以其他獨立的證據加以補強。
在我國實定法中所規定的自白以及共犯自白的補強方面，由於其除了擔保該供述的可信性以外，尚有避免實務過度偏重自白的目的存在，也因此對於自白的補強，應該跳脫自白的框架，尋求其他的人證物證作為補強。基此，在自白補強中，補強範圍除犯罪客觀要素以外，尚包含被告與行為人同一性的證明；而在證明程度方面，應認為補強證據本身須具有獨立的證明力，而不能僅依附在自白之下。至於共犯自白，原則上也應該與被告自白作相同解釋，並且不得以複數的自白相互補強，否則無法達到補強法則所欲追求的目的。
在超法規補強法則方面，在被害人證言以及秘密證人部分，本文認為補強法則的目的僅在於保障該證言的真實性，因此對於補強法則之操作採取較為寬鬆的見解，在補強範圍以及補強程度上則採實質說以及相對說即為以足。而在類似共犯結構證言的補強中，由於其除了確保證言真實性以外，尚有避免國家機關違法取供的目的存在，因此其補強法則之操作，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二項共犯自白的補強規定，採較為嚴格的認定。

Abstract
The Corroborative Rule is refers to, when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s or other suspicious testimony become the only unfavorable evidence for defendant bearing the crime, jury cannot only base on the evidence to sentence the defendant as guity, and there must be other evidences to reinforce the probative force of the evidence. In the modern system of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of evidence, the law generally does not regulate the probative force of evidence, and entrusting to discretion of judge. However, the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inevitably has judges’ subjective uncertainty, and easily leads to misjudgment, so there must be appropriate limitations to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The Corroborative Rule is the restraint mechanism for discretionary evidence, and it is significance and positive in preventing misjudgement and curbing the illegal collection of evidence.
In addition to special legislative policy considerations, the Corroborative Rule provides for additional substantiating corroborative evidentiary requirements which are primarily used to guarantee the credibility of suspicious testimony. In regard to suspicious testimony, the legal provisions requiring corroborating evidence stem from concern tha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testimony is suspicious enough as to affect the correctness of the judgment, and because the existing evidentiary systems cannot appropriately tes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estimony, so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that suspicious testimony lacks probative force to substantiate the entire facts to be proven, and hence must be restricted by the requirement of producing other independent corroborating evidence.
In Taiwan’s statutory law regarding corroboration of Confessions and Accomplice Confessions, the two purposes of requiring corroboration are to further substantiat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onfession, and to avoid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obtaining confessions in practice, and thus in regard to corroboration substantiating the confession, additional evidence should highlight fact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confession, seeking other witnesses and evidence in corroboration.
Thus, in respect of corroborating confessions, the scope of corroboration must satisfy proving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as well as substantiating the identity of the defendant; while in terms of proof, the corroborating evidenc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corroborative evidence only when it possesses independent probative force, and not merely through reliance on the confession(s). As for accomplice confessions, in principle, they should also be interpreted in like manner to the defendant confession, and not be permitted mutual corroboration as a result solely from the multiplicity of confessions, otherwise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evidentiary jurisprudential objectives sought by the Corroborative Rule.
In regard to the extra-statutory Corroborative Rule, in respect to the testimony of the victim and any secret witness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orroborative rule is limited to corrobor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vidence, and hence adopts a lenient approach to the operational aspects of such corroboration, such that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corroboration it shall be sufficient to obtain the substantive statement, and as to the extent of corroboration it shall be sufficient to obtain any relative statement; while in regard to corroborating testimony affecting “apparently criminal organizations”, besides ensuring corroboration of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vidence, there remains the need to ensure minimization of illegal extraction of evidence by the authorities, thus, in terms of the Corroborative rule, analogous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56 Paragraph 2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which provides for additional evidentiary corroboration of accomplice confessions, should be adopted, and interpreted and strictly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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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網址http://pnn.pts.org.tw/main/?p=18981，最後造訪時間：2013/5/14。
3. 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徐自強涉嫌擄人勒贖等案件之新聞稿，網址http://tph.judicial.gov.tw/newsDetail.asp?SEQNO=90017，最後造訪時間：2013/5/14。
4. 吳景欽老師教學網站，網址http://peycwu.epage.au.edu.tw/files/14-1109-3317,r105879-1.php，最後造訪時間：2013/5/14。
5. 英國現行法條文檢索，網址http://www.legislation.gov.uk，最後造訪時間：2013/5/14。
（七）新聞資料
1. 趙新天，「小布的官司，檢方放棄」（2004年9月3日），自由時報，22版。
2. 黃明堂，「複訊證人，更確定李泰安說謊」，（2006年5月17日），自由時報，B1版。
3. 孫友廉、段子薇，「張志輝更四審改判無期徒刑」（2006年5月17日），自由時報，B4版。
4. 孫友廉，「白曉燕案，張志輝無期徒刑定讞」（2007年9月1日），自由時報，B3版。
5. 黃錦嵐，「白曉燕命案，張志輝判無期定讞」（2007年9月1日），中國時報，A14版。
6. 鄭曉蘭編輯，「中斷66年，日陪審團制上路」（2009年8月3日），自由時報，A8版。
7. 范榮達，「社工救受虐幼童，被誣告性侵」（2009年9月19日），聯合報，B2版。
8. 項程鎮、林良哲，「竹竿刺女童下體，纏訟14年無罪定讞」（2010年1月22日），自由時報，B2版。
9. 歐陽梅芬、羅彥傑，「遭狎女侍說謊，IMF前主席逆轉獲釋」（2011年7月2日），蘋果日報，A28版。
10. 劉志原、楊國文、王錦義，「拖23年更11審，陸正案主謀邱和順死刑定讞」（2011年7月29日），自由時報，A1版。
11. 楊國文、劉志原，「更11審審判長：陸正被撕票，絕對是這夥人做的」2011年7月29日），自由時報，A22版。
12. 楊政郡、張協昇，「沒送驗又遺失，物證爆栽贓」，（2011年8月14日），自由時報，A3版。
13. 唐筱恬，「許榮洲按關鍵物遺失」（2013年4月4日），中國時報，A10版。
14. 林偉信，「沒殺人有疑義，最高法院發回」（2013年4月4日），中國時報，A12版。
15. 蘇位榮，「擄人勒贖，徐自強無期徒刑被撤銷」（2013年4月4日），聯合報，A14版。
16. 楊國文，「徐自強更九審，走正門進法院」（2013年4月30日），自由時報，B3版。
（八）實務判決索引
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423號判例（被釋字582號解釋宣告違憲）。
最高法院32年上字657號判例。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號71判例。
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419號判例（被釋字582號解釋宣告違憲）。
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1300號判例。
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3399號判例（不再援用）。
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3099號判例。
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3501號判例。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5638號判例。
最高法院81年台非字第233號判例。
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4322號判決。
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1138號判決。
最高法院84年台非字第179號判決。
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4686號判決。
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3472號判決。
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380號判決。
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647號判決。
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2936號判決。
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3468號判決。
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359號判決。
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7496號判決。
最高法院92年台非字第144號判決。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4387號判決。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6258號判決。
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5560號判決。
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5742號判決。
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053號判決。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378號判決。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3220號判決。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4069號判決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4691號判決。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626號判決。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4725號判決。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5046號判決。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6200號判決。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6221號判決。
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
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1640號判決。
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3566號判決。
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4819號判決。
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472號判決。
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488號判決。
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588號判決。
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113號判決。
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5551號判決。
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7914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62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091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497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821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875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731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767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87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5199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015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305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324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334號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620號判決。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4259號判決。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6181號判決。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6509號判決。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7200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70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351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1175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1681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182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585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4673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5126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5377號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5999號判決。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81號判決。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086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92年矚再更(一)字第1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92年重囑上更(三)字第1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94年重矚上更(四)字第2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96年矚再更(二)字第1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98年矚上重更(十一)字第7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101年上易字第1235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102年上易字第71號判決。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4年上訴字第1541號判決。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101年上易字第16號。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101年上訴字第569號判決。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上訴字第1624號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