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目的旨在說明韋皋鎮蜀的事蹟外,指出西川地區在韋皋出鎮時期,在外交關係與對吐蕃的作戰上都有其成功之處,更順利地恢復與南詔、西南邊族的關係,並重建唐朝在西南地區的聲勢,因此筆者大膽地將韋皋鎮蜀時期的劍南西川道定位為對吐作戰中最為活躍的時期,並且使韋皋得以功昭西南;然而韋皋鎮蜀為何能獲致如此巨大的成功?其背後的原因顯然是複雜並值得玩味的,本研究便是針對這些問題,釐清其背後的種種因素,並由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觀察韋皋的成功究竟是屬於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或是單純突發的偶然性?如果這時韋皋並未鎮蜀,那麼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否會出現改變?這也是吸引筆者欲深入研究的動機之一。韋皋鎮蜀這件事對於唐代與西南邊區來說,其意義不只在於防衛吐蕃的入侵,更重要的是它對於整個西南的秩序重組,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力,當時韋皋所率領的西川軍團雖然能夠重創吐蕃,但是就整個唐代的國力而言,卻是無法填補吐蕃所遺留下來的空缺,加上唐朝和南詔的關係正處於親密時期,所以南詔便順理成章地加以接收了吐蕃撤退後所遺留下來的勢力真空地帶。事實上南詔的壯大對於往後唐朝的危害卻更甚於吐蕃,成為中、晚唐主要的外患,由西邊的外患轉變成為南邊的外患,這個始作俑者便是韋皋,這恐怕是當初所始料未及的結果。
韋皋之後的西川道雖有李德裕出為節帥,僅僅只是收拾杜元穎所留下之殘局,後人論及多以治蜀論之, 若說李德裕「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則太過, 顯然已無法再如韋皋時期一般地積極的經營西南,或是再度發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韋、李兩者之高低自然可喻;所以筆者以為韋皋鎮蜀時期是唐代西川對外由攻到守的階段,在韋皋後,唐朝在西南的勢力開始明顯的衰退,這主要是在劉闢事件之後西川遭到唐朝中央軍的鎮壓,韋皋所凝聚的軍事實力受到嚴重的打擊,以及唐朝中央以文人為鎮帥的影響,勢難與南詔爭雄,此後南詔便成為了唐朝西南邊境上的新禍患,所以李德裕將責任歸咎於韋皋,認為這種局面正是韋皋與南詔合作所造成,且禍患更擴及於黔中、嶺南各道,及於唐朝南方諸鎮,為禍更烈於吐蕃,惟此問題並非本文所欲企及之焦點,故略而不談;因此,研究韋皋鎮蜀的事蹟一方面不僅檢討了安史亂後,唐朝中央所推行「北守南攻」政策之成效,更是探討韋皋時期的劍南西川道與整個西南局勢變化的關係,所以筆者冀由進行研究,以釐清與說明當時韋皋所代表的歷史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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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瀅坤〈吐蕃節度使考述〉《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97-104。
阿進祿〈唐傳奇《韋皋》嬗變研究〉《青海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頁73-7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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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颺〈論韋皋鎮蜀對唐室中興的作用〉《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一期,頁27-33,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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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邦森《吐蕃與唐室和戰關係之歷史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