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治臺灣與治臺前的日本都曾受到傳統中國法的影響，裁判者如父母管教子女般，以糾問的方式，運用包含刑訊、威嚇等手段辦案。日本在19世紀受到國際情勢以及接受現代西方法等影響，將「刑訊制度」廢除，使多年後脫離大清帝國管轄而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也被納入「不得刑訊」的作用範圍內。然而，日治時期臺灣的刑事司法史上，由於違警罪即決與行政執行法賦予警察高度權力，前近代的刑訊風氣似有延續，使得人民常在犯罪搜查的過程中遭到暴力對待。本文旨在透過不同類型的言論與法院檔案等史料，觀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等行動者，在傳統中國法與現代西方法的「過渡時期」下，針對相關問題的具體看法與行動，進一步探討背後的法律社會意義。
本文在爬梳日本的刑訊制度後，首先關注1920年代以前日治時期的刑訊問題。在制度方面，當局雖引入近代刑事訴訟法，卻透過《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簡化司法過程，某種程度提高被告自白的效力，導致司法人員為求快速破案而濫施刑訊的可能。在實務方面，常有法院高度信賴警檢的調查、不採納被告翻供說詞的傾向。須強調的是，面對疑似刑訊致死致傷的案件，當局仍會有調查作為。經本文考察，除了在相關刊物能讀到檢警高層強調科學辦案的訓誡，報紙與法院檔案亦有警察人員受到法律追究的紀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興起，非武力政治反對運動於1920年代蓬勃發展。本文以實證資料發現，刑訊等警察暴力的被害者或家屬，在社會團體高呼「警察不法也要辦罪」等口號，加上1924年更重視人權保障的刑事訴訟法在臺的實施等因素推波助瀾下，有開始採取積極法律行動的趨勢，例如要求讓法醫進行屍體解剖以及聘請辯護士提出訴訟等。然而，卻常因解剖結果不盡人意，使民間產生「制度」無法落實於「實務」的落差感。另一方面，由於當局透過種種治安法制管理有害國家政權的言論，使得「抗議警察不法」的聲音受到壓抑，甚至衍生事端。
最後，從思想犯的傳記可知，他們在接受訊問前，常對刑訊的發生有所心理建設。警察的回憶也證明執法者在陷入疑似將嫌疑人刑訊致死的爭議時，會採取「死因一定是心臟麻痺」等方式避免刑責，某種程度解釋民間對法醫與司法人員產生不信任，以及法規範難以落實的原因。

Both Qing-era Taiwan and pre-modern Japan we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where judges disciplined like parents to children, using inquisitorial methods that included torture and intimid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Japan, influenced by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modern Western legal systems, abolished the "torture system." Consequently, Taiwan, which became a Japanese colony after breaking away from the Qing Empire's rule, was also included in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However, in Taiwan's criminal justice history during Japanese rule, the legacy of pre-modern torture seemed to persist due to the high level of authority granted to the police by summary offense judgments and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laws. This resulted in frequent violent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dur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views and actions of colonizers and the colonized during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nd modern Western law through various types of speeches and court archives, further discussing the underlying leg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Following the discussion on Japan's torture system before governing Taiwan, this article first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tor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prior to the 1920s. In terms of the system, although the authorities introduced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y simplified the judicial process through the "Special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刑事訴訟特別程序） which somewhat increased the efficacy of confessions by the accused. This led to the possibility of judicial personnel abusing torture for quick case resolutions. In practice, courts often highly trusted the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police and prosecutors, showing a tendency not to accept the defendant's retractions.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in cases of suspected torture resulting in death or injury, the authorities would still conduct investigations. Through this study, it is observed that in addition to reading admonitions o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methods from senior police and prosecutors in relevant publications, newspapers and court archives also recorded instances where police personnel were held legally accountable.
After World War I, the ris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l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non-violent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the 1920s. Empirical data in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victims of police violence, such as torture, or their families began to take active legal actions. This trend was influenced by social groups advocating slogans like "Police officers breaking the law should also be prosecuted. "（警察不法也要辦罪）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re human rights-focused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 in 1924. These actions included requesting forensic autopsies and hiring defense lawyers to file lawsuits. However,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ystem" and "practice" became apparent when autopsy results were often unsatisfactory, leading to public dissatisf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ities managed to suppress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illegality through various public security laws controlling harmful state rhetoric, further stifling voices of dissent and sometimes causing additional incidents.
Finally, biographical account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reveal that they often mentally prepared themselve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orture before undergoing interrogation. Police recollections also show tha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hen entangled in controversies involving the suspected torture-related deaths of suspects, would resort to explanations like "the cause of death must be heart failure"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This, to some extent, explains the public's distrust of forensic experts and judicial personnel,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y in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legal regulations.

一、線上資料庫
【臺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網址：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網址：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淡新檔案》，網址：https://dl.lib.ntu.edu.tw/s/Tan-Hsin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歌仔冊與唸歌》，網址：https://dl.lib.ntu.edu.tw/s/kua-a-tsheh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網址：https://stfj.ntl.edu.tw/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網址：https://stfb.ntl.edu.tw/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
得泓資訊，中國近代報刊。（限帳號、網域）
漢珍知識網，《臺日新》與《漢日新》整合平台。（限帳號、網域）

【日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s://dl.ndl.go.jp/
国立国語研究所蔵，日本語史研究資料，網址：https://dglb01.ninjal.ac.jp/ninjaldl/

二、檔案史料
【報刊雜誌】
《明六雜誌》（1874年3月－1875年11月）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5月－1944年4月）
《臺灣青年》（1920年7月－1923年3月）
《臺灣》（1922年4月－1924年6月）
《臺灣民報》（1923年4月－1927年8月）
《臺灣新民報》（1927年8月－1941年2月）
《臺法月報》（1905年6月－1943年11月）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917年6 月－1929年11 月）
《臺灣警察時報》（1930年1月－1944年2 月）

【史料、法規彙編】
ボアソナード，吉川経夫譯，《ボアソナード答問録》，東京：法政大学，1978。
三好一八，《改正刑事訴訟法ニ依ル司法警察ノ理論及手續》，台北：臺灣警察協會，1924。
上瀧汎，《警察官實務全書3：犯罪搜査手續》，台北市：晃文館，1930。
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
小川半七等編，《新律綱領 改定律例 合巻 上 首巻》，未知：未知，1873。
司法省秘書課編，《司法資料別冊第17号：日本近代刑事法令集》，東京：司法省秘書課，1945。
司法省編，《断獄則例》，東京：司法省，1873。
徐國章編譯，《日治時期律令輯覽（上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0。
徐國章編譯，《日治時期律令輯覽（中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0。
莊金德、賀嗣章編譯，《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5。
臺灣總督府，《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一）》，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臺灣總督府官房法務課，《臺灣行刑法規 全》，台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法務課內臺法月報發行所，1933。
臺灣總督府法務部，《大正十三年六月臺灣行刑法規全》，台北：行刑法規發行所，192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警察法規（上）》，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6。
劉寧顏主編，《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2。

三、日記、文集與回憶錄
【日記】
吉岡喜三郎，《警察吉岡喜三郎日記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2。
張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黃旺成作；許雪姬編著，《黃旺成先生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文集與回憶錄】
本居宣長，《玉くしげ別本 下》，未知：島屋平七，1871。
寺奧德三郎，《台灣特高警察物語》，臺北：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2000。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草根出版，1995。
吳濁流，鍾肇政譯，《台灣連翹》，臺北：南方叢書出版，1988。
吳濁流著、彭瑞金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出版，1992。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新北：衛城出版，2013。
張深切，《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
張深切，《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下）》，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
楊克煌，《臺魂淚（二）：我的回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
謝南光（春木），《台湾人の要求—民眾黨の發展過程を通じて》，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1。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1993。
鷲巣敦哉，《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東京：綠蔭書房，2000。
鷲巣敦哉，《警察生活の打明け物語》，東京：綠蔭書房，2000。

四、專書
【中文】
大野達司，森元拓，吉永圭著，謝煜偉等譯，《近代日本法思想史入門》，臺北：商周出版，2019。
山中永之佑著，堯家寧等譯，《新日本近代法論》，臺北：五南出版，2008。
王泰升，《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修訂二版）》，臺北：聯經出版，2014。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的建立》，台北：三民書局，1997。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2020。
王泰升，《臺灣檢察史：制度變遷與運作實況》，臺北：法務部，2008。
李理，《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2007。
貝加利亞，李茂生譯，《犯罪與刑罰》，臺北：協志叢書出版，2007。
那思陸，《中國審判制度史》，臺北：正典，2004。
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臺北：國史館，2014。
洪長源等，《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07。
徐國章編譯，《臺灣總督府警察局沿革誌-中譯本第一篇第1冊》，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臺北：玉山社，2005。
陳鋕雄，《日治時期的臺灣法曹》，臺北：元照出版，2019。
覃怡輝，《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
葉榮鐘，《日據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臺北：晨星出版，2000。
葉榮鐘，《日據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臺北：晨星出版，2000。

【日文】
大久保泰甫，《日本近代法の父 ボワソナアド》，東京：岩波書店，1977。
大日方純夫，《日本近代国家の成立と警察》，東京：校倉書房，1992。
大日方純夫，《近代日本の警察と地域社会》，東京：筑摩書房，2000。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8。
外務省，《外地法制誌3：台湾の委任制度》，東京：文生書院，1990。
外務省，《外地法制誌5：日本統治下50年の台湾》，東京：文生書院，1990。
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史》，東京：中央經濟硏究所，1987。
長尾景德，《臺灣刑事法大意》，臺北：文明堂書店，1926。
苫米地治三郎，《高野孟矩》，東京：研学会，1897。
臺灣總督府法務部，《臺湾匪亂小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法務部，192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4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
澤地久枝，《火はわが胸中にあり: 忘れられた近衛兵士の叛乱 竹橋事件》，東京：文藝春秋，2008。

五、專書論文
王泰升，〈日治時期刑事司法與台灣社會的變遷〉，《多元法律在地匯合》，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頁169-232。
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清代時期傳統中國的審案機制〉，《多元法律在地匯合》，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頁57-107。
那思陸，〈附錄三：清代臺灣案件的司法審判程序〉，《中國審判制度史》，臺北：正典，2004，頁379-461。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原敬〉，春山明哲，若林正丈編，《日本植民地主義の政治的展開 : 一八九五～一九三四年 》，東京：アジア政經學會，1980，頁18-19。
曾文亮，〈日治時期台灣的辯護士社群〉，《多元法律在地匯合》，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19，頁235-273。
戴炎輝，〈地方官治組織及其運用（附論）〉，《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92，頁617-728。
鍾淑敏，〈1920年代臺灣政治社會中的警察：以吉岡喜三郎、鷲巢敦哉為線索〉，許雪姬編，《世界•啟蒙•在地：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紀念（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頁169-204。

六、期刊論文
【中文】
王志弘，〈日治時期臺灣的檢察官代理〉，《臺灣史研究》，第29卷2號（2022），頁61-116。
王泰升，〈日本明治維新的法律近代西方化〉，《臺大法學論叢》，第25號（1995），頁1-15。
江玉林，〈後藤新平與傅柯的對話－反思臺灣日治初期的殖民警察政治〉，《中研院法學期刊》，第7號（2010），頁41-79。
吳密察，〈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臺大歷史學報》，第8號（1981），頁83-108。
吳密察，〈明治國家體制與臺灣——六三法之政治的展開〉，《臺大歷史學報》，第37號（2006），頁59-143。
吳榮發，〈高雄州特高事件概述 1941-1945〉，《高市文獻》，第19號（2006），頁1-33。
吳豪人，〈「大正民主」與治警事件〉，《輔仁法學》，第24號（2002），頁107-153。
李春福，〈臺灣日治時期刑事訴訟近代化之探討〉，《興大法學》，第21號（2017），頁1-37。
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號（2001），頁119-182。
容世明，〈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暨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病理學竝法醫學教室發展史〉，《台灣病理學會會誌》，第4卷2號（2013），頁77-102。
張季琳，〈張深切和下村湖人的對決：以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為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4卷2號（2014），頁121-162。
陳宛妤，〈辯護士古屋貞雄的跨境、思想與行動〉，《臺灣史研究》，第24卷3號（2017），頁49-88。
陳翠蓮，〈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第6號（2013），頁53-100。
詹朝欽，〈晚清民初自白之發展──以規範與學理為考察中心〉，《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27號（2015），頁123-169。

【日文】
山中俊夫，〈明治初期刑事法思想の研究：ボアソナードの思想を中心として〉，《同志社法學》，第19卷3號（1967），頁1-42。
山中俊夫，〈明治初期拷問制度とボアソナード〉，《同志社法學》，第19卷4號（1968），頁67-79。
川口祥子，〈布施辰治と朝鮮共産党事件〉，《東アジア研究》，第59號（2013），頁17-33。
手塚豐，〈明治初年における二、三の拷問廃止論〉，《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會》，第39號（1966），頁87-94。
手塚豐，〈明治初年の拷問制度：その廢止過程の一研究〉，《法學研究：法律．政治．社會》，第25號（1952），頁198-232。
平松義郎，〈近世の刑事裁判手続における拷問の意義〉，《刑法雑誌》，第8號（1957），頁67-79。
杉山晴康，〈徳川時代の刑事法〉，《刑法雑誌》，第2號（1966），頁1-41。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在住者の政治参加をめぐる相剋 : 「台湾同化会」事件を中心として〉，《社会科学》，第40卷3號（2017），頁95-131。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統治初期における台湾総督府法院の人事 : 判官・検察官の任用状況と流動性を中心に〉，《社会科学》，第48卷2號（2018），頁239-275。

七、學位論文
【博士】
小金丸貴志，〈日治台灣「法治」的檢討：從比較法史出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吳俊瑩，〈日治台灣警察與現代生活秩序的形塑：以違警罪的即決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
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陳煒欣，〈日治臺灣大眾生活史的警察研究（1925-1945）〉，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2。
蔡明志，〈殖民地警察之眼：臺灣日治時期的地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之論述〉，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論文，2008。

【碩士】
王祥豪，〈日治後期國家法對政治異議者的處置〉，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李幸真，〈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李崇僖，〈日本時代臺灣警察制度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張子龍，〈無謊不成狀？清代中國的誣告罪——以《淡新檔案》為核心之再檢討〉，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郭怡棻，〈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陳煒欣，〈日治時期臺灣「高等警察」之研究（1919-1945）〉，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
黃品豪，〈日本人辯護士與殖民地台灣社會運動－ 以自由法曹團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黃唯玲，〈日治末期台灣戰時法體制之研究：從戰時經濟統制邁向「準內地」〉，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劉彥君，〈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徒」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蕭宗瀚，〈日治時期臺灣犯罪搜查之研究(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