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透過木村匡探討日據時期實業界方面的日台官紳交流方式，試圖找出不同於以往研究所指出的漢詩等方法。同時將木村匡的教育思想以及他的統治觀當作論述主軸，跟「大正協會」和「崇聖會」等他所擔任會長的團體活動的性質一起探討。
木村匡原本是一個教育家，領台初期來到台灣後擔任學務課長等職位，同時提出台灣教育政策。木村依據歐美各國的情形而認為商業的擴張等於是國民的發達，於是主張臺灣的實業教育以及台灣大學之設立。又另一方面，木村基於「同一國旗之下的新版圖皆視為同一國」之構想而主張臺灣的義務教育論。筆者把這兩個木村的教育主義連接在大正協會設立的目的，借此思考木村匡對大正協會的企圖。
木村匡於大正元年(1921)設立大正協會並自任其會長。他標榜「內台融和」之目標召集日台官紳，藉此形成屬於上層階級的文化團體。熟知領台初期日台官紳透過漢詩文溝通、交流，帶動了台灣詩社的發展。然而木村在大正協會中所採取的方式完全不同，以知識的交換來促使日台間的融和，並且還企圖與台人紳商打好關係。也就是說，木村把兩個角色託付於大正協會，即是知識交流之角色以及「沙龍」似的日台官紳結合之角色。由於該協會的日台會員之教育背景跟領台初期的日台官紳有所不同，台人會員大都具有日文能力，日人會員則不具有足夠的漢學素養，再者中心人物之木村匡本身亦不善於漢詩文。因此協會交流方式呈現與以往的詩社完全不一樣的情形，以演說、談話來互相交換意見並培養感情。形成不藉由日、台間的共同文化─儒教的日台官紳相聚的空間。
然則成立幾年後大正協會居然開始舉行祀孔典禮，而且木村匡亦扮演祭孔的主導角色。甚至另外以該協會會員為主組織專門舉行祀孔的團體；崇聖會，木村亦擔任其會長。他深知在祀孔典禮的活動之下能吸引更多台人紳商，轉身很積極地參與祀孔活動。從木村這一連串的行為可知，日本統治台灣時脫離不了中華文化圈的包袱，統治政策上儒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也就是說，與台人紳商的結合上共同文化還是呈現極大效果。因此筆者在本文中透過木村匡探討日台官紳的交接、結合方法以及其演變過程。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way how Japan- and Taiwan intellectuals in business world interacted each other under Japanese rule, focusing especially on Kyo Kimura. It also aims to find a way of intellectual exchang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has been studied so far: exchange through Chinese Poetry. The investigation is centered on Kimura’s viewpoint on education and colonial rule, including the campaigns of the institutions that he led: “Taisho Association” and “Su-sei-kai”.
Kimura, originally an educator, served as a chief of the school affairs sections at the Governor General Office of Taiwan since he was sent to Taiwan just after the colonization, and h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there. He, based on the idea of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West, considered that economic growth would lead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rged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of pract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of founding of the Taiwan University. He also suggested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aiwan, following the idea that “the new territories under the same flag belongs to one country”.
I will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thoughts on education and “Taisho Association” he settled later on, and will search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nstitution.
Kimura established in 1921 “Taisho Association” in Taiwan and gathered the intellectuals of both Japan and Taiwan under the slogan of “Assimilation”, aiming to harmonize Taiwanese and Japanese.
As is widely known, Japan- and Taiwan intellectuals had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Chinese Poetry in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colonial rule. It helpe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circles in Taiwan. The methods Kimura took we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se traditional ones. He intended to achieve Japan-Taiwan harmoniza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intellectuals through exchange of modern knowledge. Kimura gave two roles to “Taisho Association”: a place for exchanging knowledge and “salon”-like community for both intellectuals.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ion was somewhat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from that of both intellectuals in the beginning of colonial rule, when they could communicate each other through Chinese Poetry. Most of the Taiwanese members of “Taisho Association” had sufficient ability in Japanese language, while Japanese members did not have enough knowledge of Chinese classics. Kimura, the key-person, himself having little knowledge to read Chinese poetry, took a different way of exchange at the institution from that in traditional poetry circles. He held speeches and lectures on modern knowledge. As a result, “Taisho Association” developed into a place where Japan-Taiwan intellectuals could communicate each other not through Confucianism, a common culture between them.
To attract our attention, “Taisho Association” started to hold Confucian ceremonies several years later, and Kimura played a leading role there as well. Moreover, he established “Su-sei-kai”, an organization specialized for holding Confucian ceremonies. He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here again. Memb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 mostly came from the old one, “Taisho Association”. Kimura realized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build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through Confucian ceremonies, and he went aggressively on holding the ceremonies.
A sequence of these Kimura’s activities suggests that Japan was eventually forced to regard Confucianism as “a tool” for rule when it went through with colonization of Taiwan, and that it could not get out of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after all. The common culture achieves a maximum of efficiency in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In this thesis, I will examine what was Kimura’s purpose for developing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tellectuals from his viewpoint, and how they actuall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I will try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the common cultur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一、戰前文獻(包含戰後出版之史料集)
(一)報紙雜誌
《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社，主要參考1895年~1925年。資料庫電子資源：日文版/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系統設計、縮影資料，臺北市：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紙本資料，臺北市：五南出版發行。
《台灣時報》，電子資源Taiwan JIHO資料庫，1898-1945合集，臺北市，漢珍。
《台灣民報》，台灣民報社，1925年3月~1925年11月。
《台灣教育會雜誌》，台灣教育會，主要參考1904年7月~1905年11月。
《台灣教育》，台灣教育會，主要參考1920年~1925年。
《臺灣協會會報》，株式會社書房，1899年11月第15號。
《蕃情研究會誌》，蕃情研究會，1898年8月~1900年2月。
《實業之臺灣》，實業之台灣社，主要參考1911年12月~1920年9月。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復刻版，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戴國煇解題，綠蔭書房，1986。
《台灣人物誌》(上中下合集1895~1945日治時期)，漢珍UNICODE檢索系統。
《國家教育》﹝複製版﹞ゆまに書房，上沼八郎監修，昭和61年9月25日。

(二)史料
日本公文書，製作部：日本內閣，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
〈高等商業學校教諭木村匡非職被命ノ件〉(1889.11.20)、〈非職高等商業學校教諭木村匡歐米諸國旅行ノ件〉(1889.11.21)、〈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木村匡非職認可ノ件〉(1895.5.11)、〈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木村匡依願本官被免ノ件〉(1896.9.18)、〈台灣總督府事務官木村匡兼官ヲ免シ北海道廳支廳長平野候次郎依願免本官ノ件〉(1898.5.18)、〈台灣總督府事務官木村匡休職ノ件〉(1901.2.26)、〈敘位木村匡(宮城縣)〉(1940.2.6)、〈故木村匡敘勳ノ件〉(1940.2.7)。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專賣局數位化檔案資料庫。
冊號、文號、文件、名稱、日期、備註
‧1046、7、〈木村匡外一名陞位上奏ノ件（內務大臣）〉、1904-05-02(明治 37年)、第14卷。
‧939、3、〈元總督府事務官木村匡外二名ヘ恩給證書送付ノ件〉、1904-07-01(明治37年)、第12卷。
‧907、2、〈木村匡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講師囑託ノ件ニ付キ內申〉、1903-03-02(明治36年)、第3卷。
‧684、39、〈臺灣總督府事務官木村匡休職ヲ命ス〉、1901-02-28(明治34年)、第2卷。
‧683、64、〈事務官木村匡外一名諸學校規則改正取調委員命免〉、1901-01-28(明治34年)、第1卷。
‧577 21 總督府事務官木村匡昇等並ニ敘位進階 1900-11-20(明治 33 年) 第17卷
‧574、29、〈臺灣總督府事務官木村匡外七名諸學校規則改正取調委員長及委員ヲ命ス〉、1900-09-04(明治33年)、第14卷。
‧521、31、〈木村匡ヨリ臺灣殖民行政學校設置認可臺北縣報告〉、1900-05-14(明治33年)、第35卷。
‧2501、4、〈乃木大將夫妻遺髮碑建設費寄附募集許可（木村匡）〉、1916-09-01(大正5年)、第28卷。
‧4012、61、〈〔史料編纂委員會評議員〕木村匡（囑託ヲ解ク）〉、1925-12-01(大正14年)、第5卷。
‧5011、25、〈苗圃用敷地內ヘ借上ノ件（木村匡）〉、1907-05-01(明治40年)、第43卷。
‧6403、8、〈銅像建設ノ為地方稅所屬地無料使用許可（木村匡）〉、1917-07-01(大正6年)、第12卷。
‧416、16、〈木村匡私立學校設置許可臺北縣報告〉、1899-09-11(明治32年)、第48卷。
‧335、58、〈事務官木村匡外數名昇級〉、1898-12-09(明治31年)、第4卷。
‧333、20、〈木村匡兼官ヲ免ス〉、1898-05-04(明治31年)、第2卷。
‧262、22、〈事務官木村匡屬新倉蔚譴責〉、1898-06-06(明治31年)、第3卷。
‧229、32、〈事務官木村匡官報報告主任ヲ免ス〉、1897-09-24(明治30年)、第4卷甲。
‧225、51、〈事務官木村匡總務部秘書課長ヲ命シ高橋虎太秘書課長兼勤ヲ免ス〉、1897-06-24(明治30年)、第2卷甲。
‧222、4、〈木村匡任官ニ關シ電報ノ件（總理大臣）〉、1897-11-02(明治30年)、第12卷。
‧17、4、〈木村匡書籍獻納許可〉、1895-07-04(明治28年)、第6卷。
‧43、50、〈木村匡給與方法取調委員長ニ加藤景康外八名取調委員任命ノ件〉、1896-03-19(明治29年)、第2卷、原目錄文號為56。
‧43、52、〈木村匡普通會計施行上諸規則取調委員長ニ加藤景康外四名取調委員任命ノ件〉、1896-03-21(明治29年)、第2卷、原目錄文號為58。
‧47、113、〈木村匡外二名〔桵井貞光、森容五郎〕陸軍局監督部事務兼務ノ件回答〉、1895-08-31(明治28年)、第6卷。
‧102、124、〈租稅課長上京不在中經理課長木村匡代理任命ノ件〉、1896-04-25(明治29年)、第1卷之1。
‧102、151、〈木村匡外二名〔岡田喜一郎、橫山壯次郎〕事務官又ハ技師ニ任用ニ付通知〉、1896-04-29(明治29年)、第1卷之1。
‧119、39、〈木村匡、岡田直一郎任官ニ付文部次官ヘ通知〉、1896-04-24(明治29年)、第1卷。
‧119、43、〈〔木下新三郎、木村匡〕官報報告主任免命〉、1896-04-25(明治29年)、第1卷。
‧119、54、〈佐野友三郎外數名〔田邊啟藏、山內嵓、吉島俊明〕事務官書記官等ニ任命ノ件、事務官木村匡經理課勤務ヲ命ス〉、1896-05-20(明治29年)、第1卷。
‧119、58、〈事務官木村匡外二名〔木下新三郎、平野貞次郎〕徽章取調委員ヲ命ス〉、1896-05-21(明治29年)、第1卷。
‧120、8、〈木村匡外二名〔木下新三郎、平野貞次郎〕徽章調查委員ヲ免シ木村匡外三名ニ文官服制調查委員ヲ命ス〉、1896-06-22(明治29年)、第2卷。
‧146、23、〈事務官木村匡譴責〉、1897-06-03(明治30年)、第1卷。
吳文星等主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民90。
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民95。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原著，楊永良譯，《辜顯榮傳》，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7。
波形昭一、木村健二、須永德武監修，《社史で見る日本経済史　植民地編　第一巻　台湾商工銀行誌/台湾商工銀行十年誌/台湾商工銀行現状おしらせ》，ゆまに書房，2001年10月24日。

(三)專著、文集
木村匡，《會計法註釋》，東京，明治22年5月15日。
木村匡，《下檢查ニ關スル意見》，東京，明治24年10月24日。
木村匡，《哀悼の記》，忠愛社，明治27年10月26日，非賣品。
木村匡，《井上毅君教育事業小史》，忠愛社，明治28年1月3日。
木村匡，《森先生傳》，帝國印刷株式會社，明治32年9月27日。
木村匡，《覆醬隨存》，東京印刷株式會社，明治34年6月18日，非賣品。
木村匡，《算外飛沫》，東京印刷株式會社，明治39年4月25日，非賣品。
木村匡，《木村匡君口演集》，小林清藏編，台北，1927年，非賣品。
木村匡，《村長十年》，東北印刷株式會社，昭和12年10月30日，非賣品。
大正協會，《大正協會創立十週年紀念文集》，台北市，大正11年4月25日發行，非賣品。
大路會編纂，《大路水野遵先生》，台北印刷株式會社，昭和5年5月15日。
戶水萬頃，《台湾みやげ》，金澤：明治印刷，明治38年3月，非賣品。
田中一二，《臺灣の新人舊人》，台灣通信社，昭和3年。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社，昭和2年10月22日。
吉田靜堂，《台灣古今財界人の橫顏》，新高堂，昭和7年9月12日。

二、日文部分
(一)專書
伊藤潔，《台湾　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年8月25日。
犬塚孝明，《森有礼》，吉川弘文館，昭和61年1月。
王家驊，《日本の近代化と儒学》，農村漁村文化協會，1998年。
沖田行司，《日本近代教育の思想史研究》，（株）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2年11月25日。
勝部真長・渋川久子，《道徳教育の歴史》，玉川大学出版部，1984年4月20日。
上沼八郎，《伊澤修二》，吉川弘文館，昭和37年10月25日。
上沼八郎，〈森有礼の教育思想とその背景－複合的思想の形成と分析－〉《明治国家の権力と思想》，小西四郎、遠山茂樹編，吉川弘文館，1979年11月。
上沼八郎、犬塚孝明編，《新修森有禮全集》第一卷~第五卷，文泉堂書店，1997年3月31日。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3月26日。
子安宣邦，〈近代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儒教〉《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東アジア世界と儒教》，吾妻重二主編，東方書店，2005年3月31日。
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岩波書店，2003年5月22日。
財団法人国民教育奨励会，《教育五十年史》，誠進社1922年10月1日。
佐藤秀夫，《教育の文化史１学校の構造》，阿吽社，2004年12月20日。
佐藤秀夫，《教育の文化史3史実の検証》，阿吽社，2005年6月20日。
管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朝鮮神宮‧台灣神社と祭神》，弘文堂，平成16年9月15日。
高嶋雅明，〈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金融の展開と三十四銀行－三十四銀行台湾支店経営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秀村選三 他編，《近代經濟の歷史的基盤》，ミネルヴィ書房，1977年。
竹內好，《日本とアジア》，ちくま学芸文庫，1993年11月4日。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2001年2月25日，三元社。
春山明哲，〈明治憲法體制と台灣統治〉《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殖民地4 統合と支配の論理》，岩波書店，1993年。
松本三之介編集，《明治思想集Ⅱ》，筑摩書房，1977年。
松本三之介，《明治思想史》，東京，新曜社，1996年5月20日。
森川輝紀，〈森有礼と啓蒙的国家主義教育論〉《教育勅語への道　教育の政治史》，三元社，1980年。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岩波書店，1988年6月16日。
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研文出版，2001年6月1日。

(二)期刊
山根幸夫，〈台湾協会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殖民政策の一側面－〉，東京女子大学附属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1975年1月36巻。

(三)學位論文
李尚霖，《漢字、台湾語、そして台湾話文－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台湾語文運動に対する再考察－》，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博士論文，2006年2月28日。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4年5月。

(四)其他
《河南町誌 下》，河南町誌編纂委員會，三友社，昭和46年3月31日。
《河南町史下卷》，河南町史編纂委員會，ぎょうせい出版，平成17年3月1日。

三、中文部分
(一)專書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等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喜瑪拉雅基金會，2003年。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
司馬嘯青，《台灣日本總督》，玉山社，2005年。
林柏緯，《台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原出版，民國82年。
林慶彰主編，《國際漢學論叢‧第一輯》，樂學書局有限公司，1999年。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1999年，文津出版社。
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譯者：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台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3月。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吳密察主編，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
金培懿，〈日本的孔子教運動〉《國際漢學論叢‧第一輯》，林慶彰主編，樂學書局有限公司，1999年。
金培懿，〈日據時代台灣儒學研究之類型〉《第一屆台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下》，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民國86年6月。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正中書局，民國81年3月。
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台灣近代史研究》，稻鄉出版社，民國79年5月。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間出版社，1975年。
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文集》，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年。
陳昭瑛，〈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的殖民地經驗〉，《臺灣與傳統文化【增訂再版】》，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麥田出版，2005年。
許俊雅《臺灣寫實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編譯館，1997年。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麥田出版，2004年。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東京，株式會社教育社，1981年4月15日。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吳密察主編，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
翁聖峯，〈日據末期的台灣儒學─以《孔教報》為論述中心〉《第一屆台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冊)》，成功大學中文系，1997年。
趙祐志，《日據時期台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7)》，稻鄉，民國87年。

(二)期刊
陳培豐，〈從教育勅語到臺灣版教育勅語 ─近代日本的儒學、天皇制與殖民統治─〉《臺灣與遺民儒學：1644與1895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台灣儒學研究室主辦，2005年9月8日。
施懿琳，〈台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台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櫟社百年學術研討會》，台中縣文化局，2001年12月。
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編，民89。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第47卷3期，臺灣風物雜誌社，1997年9月。
蔡錦堂，〈日本治台時期所謂「同化主義」的再檢討─以「內地延長主義」為中心〉，《台灣史蹟》第36期，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89年6月30日。
榮峰，〈台北孔子廟事略〉《台北文物》第2卷第2期，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3年。
謝崇耀，〈《崇聖道德報》及其時代意義研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五期，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年10月。

(三)學位論文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1895-1919)》，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91年6月。
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
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的面貌》，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7月。
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2年2月。
彭慧媛，《日治前期「殖民台灣」的再現與擴張─以「台灣勸業共進會」(1916)為中心研究》，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5年1月。
楊永彬，《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5年6月。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1月。

(四)研討會
王淑蕙，〈日治中期台灣文人的「孔教」觀探究－－以《臺灣文藝叢誌》第壹期徵文〈孔教論〉為例〉，《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二次學術研討會》，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2007.11.19-20。
釋慧嚴，〈西來庵事件後台灣佛教的動向〉，《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楊惠南、釋宏印編，臺北市：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民國85年。

(五)譯本
薩依德(Edward W.Said)《文化與帝國主義》，蔡源林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89年。
雷蒙‧威廉士《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劉建基：翻譯，巨流，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