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1999年施行前，所有的通訊監察都是在沒有法律授權的基礎下進行，沒有任何監督機制，而嚴重侵害人民的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
本文首先試透過通保法的沿革與規範，找尋對於人民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可能造成嚴重侵害的偵查手段，有何監督機制。
2007年通保法修正第5條第2項，採相對法官保留原則的事前監督，通訊監察書改由客觀、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核發，以符合權力制衡機制，事中監督則是課予執行機關期中報告義務。違反通保法而情節重大者，所得證據原則上絕對禁止使用，2003年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施行後，違法情節非重大者，則由法院權衡；何者為另案監察，及其所得內容有無證據能力當時法無明文。
2014年再次修法產生兩個問題：首先是第5條第4項為雙陳報義務或者得僅陳報其一？違反此項規定是否須依同法第18條之1第3項絕對禁止使用證據？其次是另案監察（其他案件）的定義為何？另案監察所得資料有無證據能力？由於新法條文規範不完善，產生更多爭議。2022年刑事大法庭針對上述兩個問題作出統一見解裁定，本文也一併提出其並未解決實務的問題，且有違反權力分立之虞。而通保法對於違法監察所得證據採取絕對禁止使用的法律效果過於嚴格，與外國立法例在一定條件下可容許使用違法所得證據的情形差異甚大，本文認為應考慮修正。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Act in 1999, all communication surveillance was conducted without legal authorization and lacked any oversight mechanism, severely infringing upon people's rights to secret communication and privacy.

This article firs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vestigative methods that may cause serious infringements on people's rights to secret communication and privacy,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s, through the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Act.

In 2007, an amendment was made to Article 5, Paragraph 2 of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Act, introducing a prior judicial oversight principle. Communication surveillance warrants are now issued by judges who exercise their duties objectively and independently, ensuring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erms of ongoing supervision, the executing authority is required to submit periodic reports. In principle, evidence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Act is strictly prohibited from being used, except for cases of significant violation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158-4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in 2003, for cases involving non-serious violations, the court has the discretion to weigh the evidence. The issue of whether it constitutes a separate case for surveillance and the evidentiary value of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erein were not explicitly addressed in the law at that time.

In 2014, further amendments to the law raised two issues: firstly, whether Article 5, Paragraph 4 requires dual reporting obligations or if reporting by either party is sufficient, and whether the violation of this provision necessitates an absolute prohibition on the use of evidenc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8-1, Paragraph 3 of the same law. Secondly, the definition of a separate case for surveillance (other cases) and the evidentiary value of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erein. Due to the imperfect provisions of the new legislation, more controversies arose. In 2022, the Criminal Supreme Court provided a unified interpretation and ruling on the aforementioned two issues, bu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t did not resolve practical issues and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viola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Furthermore,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n the use of evidence obtained from illegal surveillance, as stipulated by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Act, is excessively strict,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to foreign legislative examples where the us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is permissibl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is article suggests considering amendments to address this discrepancy.

一、專書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2022），刑事訴訟法（上），6版，台北：新學林。
李榮耕（2018），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台北：新學林。
李震山（2016），警察行政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衝，4版，台北：元照。
林山田（2004），刑事程序法，5版，台北：五南。
林鈺雄（2023），刑事訴訟法（上冊），11版，台北：元照。
林鈺雄（2022），刑事訴訟法（下冊），11版，台北：元照。
林輝煌（2006），論證據排除—美國法之理論與實務，2版，台北：元照。
黃朝義（2000），刑事證據法研究，2版，台北：元照。
黃朝義（2021），刑事訴訟法，6版，台北：新學林。
傅美惠（2012），偵查法學，台北：元照。

二、專書論文
李榮耕（2020），I Am Listening to you—釋字第631號解釋、令狀原則及修正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收於：李榮耕著，科技及刑事司法間的對話（一）通訊監察及隱私保護，頁1-44，台北：元照。
李榮耕（2020），特定明確原則與機動性通訊監察，收於：李榮耕著，科技及刑事司法間的對話（一）通訊監察及隱私保護，頁237-279，台北：元照。
李榮耕（2020），通訊監察中之最小侵害原則，收於：李榮耕著，科技及刑事司法間的對話（一）通訊監察及隱私保護，頁281-319，台北：元照。
吳巡龍（2008），監聽偶然獲得另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收於：吳巡龍著，刑事訴訟與證據法全集，頁143-158，台北，新學林。
吳燦（2021），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之適用，收於：吳燦著，刑事證據法與救濟程序，頁65-76，台北：元照。
林裕順（2010），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與監聽法制評析—我國令狀主義之評估與前瞻，收於：林裕順著，基本人權與司法改革，頁113-136，台北：新學林。
林鈺雄（2008），從基礎案例談證據禁止之理論與發展，收於：林鈺雄著，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頁243-302，台北：元照。
林鈺雄（2008），德國證據禁止論之發展與特色，收於：林鈺雄著，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頁303-328。
陳瑞仁（2014），禁一案吃到飽，為關說鋪路？收於：陳瑞仁著，執法所思，陳瑞仁檢察官的司改札記，頁366-368。
陳運財（2014），由強制處分法定原則與令狀主義論搜索法制，收於：陳運財著，偵查與人權，頁293-315，台北：元照。
陳運財（2014），國家權力實施通訊監察之界限及其制衡，收於：陳運財著，偵查與人權，頁337-388，台北：元照。
黃惠婷（2007），另案監聽，收於：陳英淙、黃惠婷著，法治國之警察理念與權限，頁311-332，台北：元照。
黃翰義（2010），通訊監察，收於：黃翰義著，程序正義之理念（一），頁229-265，台北：元照。
楊雲驊（2011），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評析—以「法官保留」及「證據禁止」為中心，收於：何賴傑等著，刑事法學的新視野，頁211-237，台北，元照。
楊雲驊（2015），通訊監察「違反令狀原則」以及「另案監聽」在刑事證據法上之效果—評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95號、97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及97年度台非字第549號三則判決，收於：謝如媛等著，刑事法學的回顧與展望，頁359-403，台北，元照。

三、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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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帆（2022），德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偵查規範與司法實踐—兼評我國《科技偵查法》草案相關規定，政大法學評論，170期，頁55-128。
王士帆（2023），違法監聽之毒樹果實例外—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46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28期，頁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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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偉（2021），論通訊監察取得資訊之限制與分享，萬國法律，240期，頁30-46。
張麗卿（201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修正與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29期，頁25-45。
楊雲驊（2014），失衡的天平—評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檢察新論，16期，頁3-24。
葉建廷（2014），法院核發搜索、監聽令狀之「相當理由」審查基準（「雙叉法則」還是「綜合判斷法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27號刑事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27期，頁74-81。
溫祖德（2018），從Jones案論使用GPS定位追蹤器之合憲性—兼評馬賽克理論，東吳法律學報，30卷1期，頁121-167。
蔡碧玉（2022），違反陳報義務之另案監聽內容有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5號裁定評述，法務通訊，3135期，頁3-5。
鄭逸哲（2014），動機雖屬正當，立法未免粗糙—簡評通保法關於「調取行為」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232期，頁18-27。
劉靜怡（2014），只是勉強及格而已—2014年通保法修正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232期，頁5-17。
錢建榮（2014），名存實亡的監察對象特定原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597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27期，頁61-73。

四、學位論文
朱敏信（2003），論我國監聽制度設計之緣起、演化及未來—以電話監聽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連孟琦（2005），論監聽之證據使用禁止，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智豪（2017），論我國警察機關通訊監察實務與人權保障，國立臺灣大學國際關係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汝真（2020），電信監察與偶然發現—借鑒德國刑事訴訟法，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五、網路資源
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lis.ly.gov.tw/lglawc/lglawkm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s://www.ltn.com.tw/
最高法院，https://tps.judicial.gov.tw/tw/mp-011.html
憲法法庭，https://cons.judicial.gov.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