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自主決定權是現今醫療法律中相當重視的一環，當醫師違反「告知同意法則」，未取得病患同意或甚至是違反病患醫療意願時，醫師將面臨法律上的責難。然而當病患自主決定權是以拒絕關鍵醫療的方式行使，結果是走向死亡，那麼在我國以生命無自由處分權的法則前提下，負擔保證人義務的醫師，依循病患的意願，放棄某些可延長生命甚至可治癒疾病的治療，或依病患意願撤除重要醫療設備(如呼吸器)導致病患提前死亡時，醫師的行為在刑法上該如何評價？反之，醫師是否得以為保障病患生命，而違反病患醫療意願，予以強制治療？
本文認為，病患自主決定權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不僅是一種受醫療行政法所保護的權利，也是受我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它不只是一種意思決定自由，甚至當病患處在疾病威脅下，經過審慎思慮後的醫療決定，關乎生死的抉擇，更是屬於人性尊嚴層次的核心憲法權利，因此在成熟理智的成年人所為的醫療決定，不論是堅強抵抗疾病或坦然放棄醫療的選擇，均該被同等的尊重，不因拒絕醫療，則被解讀為「消極求死」，進一步以「自殺」的概念去評價，因為拒絕醫療權本就是病患自主決定權的一部分。
本文並提出，生命法益不得自由處分原則應建立在自然存在的生命，當生命需仰賴人工方式存在時，國家該讓人民享有限度的生命法益處分權，得有權撤除維生設備，讓生命存在回復自然狀態，因為人民該有自然死亡的權利。
儘管病患自主決定權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法律地位，然而醫療行為正當性，不該純粹以病患承諾為唯一基礎，因著醫療行為的特殊性，本文認為應以「業務上之正當行為」來作為醫療行為正當性之基礎，而所謂正當醫療業務，除醫療手段適當、具醫療適應性與治療目的外，原則上應取得病患同意，但這個要件不該成為絕對前提，應容許例外，即使醫師違背病患意願但卻不逾越社會一般觀念，不違倫理規範時，仍應認定為正當醫療業務行為，此或更可調和病患拒絕醫療權與醫師醫療義務之間的衝突。

The right of patient's self-determination(autonomy) is a rather vital element in present medical treatment law. When a doctor does not obtain a patient’s consent or even goes against the patient’s medical will in viol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informed consent, the doctor will be subject to legal accusation. However, when the right of patient's self-determination(autonomy) is exercised by refusing the critical medical treatment, which leads to the patient’s final death, how should the doctor’s conduct be evaluated in Criminal Law if the doctor responsible for guarantee gives up the treatment which may prolong the patient’s life or even cure his or her disease to follow the patient’s will, or the doctor removes the major medical equipment (such as ventilator) causing the early death of the patien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no freedom of action against one's life? Vice verse, should the doctor perform compulsive treatment in order to save the patient’s life at the expense of violating the patient’s will?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right of patient's self-determination is protected not only by the administrative law on medical treatment, but also by the constitution in our legal system. The right is not just freedom determined by will, a medical decision after prudent contemplation even when a disease threatens the patient’s life or a decision mad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t’s also the core constitutional right in terms of human dignity. Therefore, the medical decision made by sane adults shall be respected equally whether he makes a decision to strongly fight against the disease or calmly give up treatment. A patient’s refusal to treatment shall not be interpreted as “pessimistic waiting for death” or judged by “suicide” since the right to refuse treatment per se is a part of the right of patient's self-determination.
Moreover,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no freedom of action against one's legal interests of life shall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life. If one’s life depends on artificial support methods, our nation should entitle people to the limited power of disposal against one's legal interests of life and the power to remove the life support equipment to restore the natural state of life since people have the right of natural death.
The right of patient's self-determination occupies a very prominent legal status, but the legitimacy of the medical behavior should not be purely based on a patient’s commitment. The article regards “reasonable act In service” as the basis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medical behavior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edical conduct. In addition to the proper medical method, indication and aim, the above-mentioned just medical operation shall need to obtain the patient’s consent in principle, which should not be the absolute premise and some exceptions are permitted. Even if a doctor violates a patient’s will, but he does neither cross the line of general social concepts nor go against moral principles, this behavior is also deemed to be the legitimate medical behavior, which can more easily medi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atient’s right to refuse medical treatment and medical obligations to perform treatment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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