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 |
卓昊 CHO, HAO |
|---|---|
| 論文名稱: |
唐玄宗政治思想中的國家理念與君臣關係——以《御注孝經》為中心 The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and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in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s Political Thought: A Study of His Commentary on the Xiaojing |
| 指導教授: |
凃宗呈
Tu, Chung-Cheng |
| 學位類別: |
碩士 Master |
| 系所名稱: |
文學院 -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
| 論文出版年: | 2026 |
| 畢業學年度: | 114 |
| 語文別: | 中文 |
| 論文頁數: | 171 |
| 中文關鍵詞: | 孝治 、吏治 、皇帝權力 、家國關係 、君臣關係 |
| 外文關鍵詞: | governance through filial piety,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imperial authority, family–state relations,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
| 相關次數: | 點閱:7 下載: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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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將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在世,712-756在位)的《御注孝經》置於其所處結構之中觀察,以此探究玄宗的政治思想,並釐清《御注孝經》的性質。
《孝經》的內容之一為「移孝作忠」:以父子間「愛」的情感與「敬」的禮、義,比擬君臣關係為父子關係。近現代學者認為,這樣的論述方式混同了公領域的國與私領域的家。晚近,有學者分析《孝經》以及各家之注、疏文,認為唐代以前統治階層對《孝經》的運用,仍然恪守公、私之分,直到玄宗以「一己之私」任意詮釋經文後,才使《孝經》呈現「公私不分」的面貌。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本論文審讀《御注孝經》,對比《孝經》其他注、疏本,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御注孝經》並未混同「公」與「私」,而是將「公高於私」的倫理價值詮釋為「國高於家」,進而論述為臣對君的絕對效忠。
相較於《孝經》其他注本,學界認為《御注孝經》有兩個特色:一是突出皇帝之尊,一是從指導政治之書蛻變為倫理道德之書。本論文承接此論點,為探究成因,進一步將目光由經典本身轉移到國家結構、制度運作。相對於過去,唐代國家的中央權力、皇帝權力皆有所提升,中央處理的地方事務、皇帝面對的官員人數,隨之增加,皇帝日常處理的行政事務也比過去為多,運作行政、司法業務,更加依賴成文法條,不能再以《孝經》治政、決獄。此時,《孝經》含有的禮樂制度失去應用空間。國家結構的轉型,致使唐代出現吏治不良的危機。應對危機,唐玄宗仍以《孝經》這類傳承自過去的思想資源,建構為君之道、為臣之道、君臣相處之道,但有新的運用,建構了超越家庭比喻的君臣關係理論:因治理天下的共同目標而相結。
This study examines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Li Longji, 685–762; r. 712–756)’s Yuzhu Xiaojing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mentary on the Xiaojing 御注孝經) within th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of his time,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Emperor Xuanzong’s political thought and clarifying the nature of the Yuzhu Xiaojing.
One of the themes of the Xiaojing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孝經)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lial piety into political loyalty (yi xiao zuo zhong 移孝作忠), whereby the emotional bond of affection (ai 愛) and the ritual-moral principles of reverence (jing 敬) and righteousness (yi 義) between father and son are employed to conceptualize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in familial terms. Modern scholars has often argued that this mode of discourse conflates the state of the public sphere with the family of the private sphere. More recent studies, however, through analyses of the Xiaojing and its commentarial traditions, have contended that pre-Tang political uses of the text maintained a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and that it was only after Emperor Xuanzong arbitrarily reinterpreted the text for private purposes that this distinction was undermined. Against this scholarly background,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Yuzhu Xiaojing and compares it with other commentaries and sub-commentaries on the Xiaojing. It reaches a different conclusion: the Yuzhu Xiaojing does not conflate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Rather, it interprets the ethical principle that “the public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private” as meaning that “the state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family”, and thereby develops an argument for the absolute loyalty of ministers to the ruler.
Compared with other commentaries on the Xiaojing, the Yuzhu Xiaojing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possessing two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first, it emphasizes the elevated status of the emperor; second, it transforms the text from a guide to political governance into a work of ethical instruction. Building upon this observation, this study shifts the focus of analysis from the classical text itself to state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behind such transformation. Compared with earlier periods, the Tang state witnessed an expansion of central authority and imperial power. The increase in local affairs administ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n the number of officials directly accountable to the emperor substantially enlarged the emperor’s daily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s beca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upon codified statutes, rendering governance and legal adjudication through the Xiaojing no longer viabl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rites-and-music institutions embedded in the text gradually lost their practical func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tructure generated a broader crisis of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Tang period. In response, Emperor Xuanzong continued to draw upon inherite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Xiaojing to articulate the way of rule, the way of ministerial conduct, and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he reconfigured the Xiaojing in new ways and developed a theory of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that transcended familial analogy, in which ruler and ministers were bound together through the shared goal of governing All-under-Heaven (tianxia 天下).
一、 古籍
仁井田陞著,栗勁、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孔安國傳、鄭玄注、李隆基注,陸一整理,《孝經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逵、肖光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盧光明、李申整理,呂紹綱審定,《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王弼撰,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定,《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王肅注,張樹業、王秀江點校,《孔子家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王溥撰,方詩銘等點校,《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令狐德棻等撰,唐長孺等點校,《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司馬光撰,聶崇岐等點校,《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11。
司馬彪撰,劉昭注,宋雲彬等點校,《後漢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顧頡剛等點校,《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左氏撰,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15。
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收入《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2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據民國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海鹽張氏涉園藏宋刊本影印。
朱熹,《孝經刊誤》,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72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據清同治七年王儒行印錢儀吉輯《經苑》本影印。
朱熹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
何晏注,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張豈之審定,《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21。
宋敏求編,趙守儼整理,《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李世民、武曌撰,王雙懷、田乙校釋,《帝範臣軌校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據明隆慶元年胡維新刻本影印。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李隆基注,《唐開元御注孝經》,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72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據清光緒十年黎庶昌輯《古逸叢書》本影印。
李隆基注,邢昺疏,金良年整理,《孝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沈約撰,王仲犖點校,《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阮福撰,江曦整理,《孝經義疏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房玄齡等撰,吳則虞等點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班固撰,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班固撰,顏師古注,傅東華等點校,《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嵇康撰,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黃宗羲撰,王玨、褚宏霞譯注,《明夷待訪錄.破邪論》,北京:中華書局,2020。
趙翼撰,欒保群點校,《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19。
劉昫等撰,劉節等點校,《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劉炫撰,林秀一復原,喬秀岩、葉純芳、顧遷編譯,《孝經述議復原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16。
歐陽修、宋祁撰,董家遵等點校,《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鄭玄注,皮錫瑞疏,吳仰湘點校,《孝經鄭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6。
鄭玄注,陳鐵凡校證,《孝經鄭注校證》,臺北:南天書局,2019。
鄭玄注,臧庸輯,《孝經鄭氏解》,江曦整理,《孝經古注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31-179。
鄭玄注,嚴可均輯,《孝經鄭注》,江曦整理,《孝經古注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77-117。
蕭繹撰,陳志平、熊清元疏證校注,《金樓子疏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簡朝亮撰,周春健校注,《孝經集注述疏——附讀書堂答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魏徵等撰,汪紹楹等點校,《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據清光緒二十年王毓藻刻本影印。
二、 專書
川勝義雄著,徐谷芃、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
毛蕾,《唐代翰林學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王國維著,彭林整理,《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24。
王葆玹,《通論玄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
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臺北:政大出版社,2019。
包弼德(Bol, Peter K.)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2。
甘懷真,《唐代家廟禮制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上篇)》,臺北:允晨文化,2003。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北京:中華書局,2010。
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谷川道雄著,馬彪譯,《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東晉次著,付晨晨、薛夢瀟、劉瑩譯,《東漢時代的政治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林秀一,《孝経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東京:求文堂,1953。
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侯旭東,《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胡寶華,《道統與維護:唐代諫官制度的結構與功能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唐長孺,《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夏炎,《唐代州級官府與地域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孫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孫國棟,《唐代中央重要文官遷轉途徑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宮崎市定著,韓昇、劉建英譯,《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徐冲,《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商愛玲,《設官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康樂,《唐代前期的邊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79。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
張分田、張鴻、商愛玲主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張玉興,《唐代縣官與地方社會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張耐冬,《太原功臣與唐初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陳一風,《《孝經注疏》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15。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陳壁生,《孝經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3。
陳鐵凡,《孝經學源流》,臺北:南天書局,2018。
麥大維(McMullen, David L.)著,張達志、蔡明瓊譯,《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學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23。
喬秀岩,《義疏學衰亡史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京都:文理閣,2013。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專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東京:校倉書房,1994。
舒大剛,《中國孝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雷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之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劉海峰,《唐代教育與選舉綜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劉順,《唐代的儒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24。
劉嘯,《隋代三省制及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1。
劉增光,《《孝經》學發展史》,北京:中華書局,2024。
鄭雅如,《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理論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2。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錢穆,《國學概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
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閻步克,《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7。
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濱口重國著,王安泰、廖昀譯,安部聡一郎校,《唐王朝的賤人制度》,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
鄺其立,《聖人的諸相——《論語義疏》中的孔子》,北京:中華書局,2025。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
三、 論文
丁俊,〈慰諭公卿與誡約臣下——以玄宗朝的論事敕書為中心〉,葉煒主編,《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361-379。
上田早苗著,宋金文、馬雷譯,〈貴族官僚制度的形成——清官的由來及其特徵〉,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26。
小島浩之,〈唐前半期の泛階と人事政策〉,《東洋史研究》,81:2(京都,2022),頁36-66。
小島浩之著,王亞鵬譯,〈唐代精英型官員晉升仕途的形成與展開〉,《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刊行會編,《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92-115。
毛陽光,〈唐代災害奏報與監察制度略論〉,《唐都學刊》,22:6(西安,2006),頁13-18。
毛陽光,〈唐代災害救濟實效再探討〉,《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1(北京,2012),頁53-64。
毛漢光,〈科舉前後(公元600年∓300)清要官型態之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379-404。
毛漢光,〈唐代統治階層下降變動之研究〉,《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3:1(臺北,1993),頁16-27。
毛漢光,〈唐代給事中之分析〉,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史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1007-1071。
毛漢光,〈唐代蔭任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3(臺北,1984),頁459-542。
毛漢光,〈論唐代之封駁〉,《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3:1(嘉義,1992),頁1-50。
王志東,〈唐玄宗注《道德經》的動機和效果〉,《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3(長沙,2006),頁87-92。
王偉歌、張劍光,〈唐代官員除名制度探析〉,《江蘇技術師範學院學報》,16:5(常州,2010),頁12-17。
王勛成,〈封演「八駿」說考釋——兼論唐世重內任輕外任之實質〉,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307-336。
王詩倫,〈唐代告身中的官人自稱形式〉,《大陸雜誌》,87:2(臺北,1993),頁32-48。
王遠義,〈試論黃宗羲政治思想的歷史意義——中西公私觀演變的一個比較〉,《臺大歷史學報》,38(臺北,2006),頁65-104。
王德權,〈「臣某」與唐代君臣關係——學說史的檢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2(臺北,2014),頁1-43。
王德權,〈「為國守法,期守律文」——隋、唐前期的「守法」爭議與國制變動〉,《政大歷史學報》,59(臺北,2023),頁1-42。
王德權,〈決杖於朝堂——隋唐皇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一幕〉,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二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63-202。
王德權,〈唐代律令中的「散官」與「散位」——從官人的待遇談起〉,《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1(臺北,1989),頁33-90。
王慶衛,〈玄宗時代的紀念碑:試論天寶四載石臺孝經的刻立問題〉,《國學學刊》,58(北京,2023),頁99-141。
王雙懷,〈唐玄宗御注「三經」述評〉,《唐都學刊》,32:4(西安,2016),頁5-10。
甘懷真,〈漢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165-198。
田廷柱,〈唐玄宗改革地方吏治〉,《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瀋陽,1990),頁13-16。
伊沛霞(Ebrey, Patricia B.)著,范兆飛譯,〈東漢的二重君主關係〉,范兆飛編譯,《西方學者中國中古貴族制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18),頁1-17。
朱海,〈唐代忠孝問題探討——以官僚士大夫階層為中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3:3(武漢,2000),頁394-398。
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經》考〉,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頁124-135。
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經》發微〉,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十九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頁99-108。
朱溢,〈唐至北宋時期的皇帝親郊〉,《政大歷史學報》,34(臺北,2010),頁1-52。
江川式部,〈唐玄宗期の県令と誡励——山東臨沂「勅処分県令碑」と陝西乾県「令長新誡碑」からみた〉,《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0(東京,2005),頁146-168。
衣川賢次,〈唐玄宗《御注金剛經》的復原與研究〉,項楚、鄭阿財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114-125。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頁1-46。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頁329-372。
余英時,〈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頁79-88。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205-327。
李美燕,〈從〈聲無哀樂論〉探析嵇康的「和聲」義〉,《鵝湖月刊》,309(新北,2001),頁40-50。
李飛躍,〈天寶十三載改諸樂名與燕樂體系的確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9:6(北京,2022),頁117-130。
李殷,〈唐前期災害應對實效性再探——以中央賑災政令為中心〉,《歷史教學》,2016:22(天津,2016),頁23-29。
李龢書,〈唐玄宗三經御注〈序〉及其儒道治國理念研究〉,《輔仁宗教研究》,47(新北,2023),頁81-121。
杜正勝,〈從爵制論商鞅變法所形成的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3(臺北,1985),頁485-544。
汪籛,〈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關係——玄宗朝政治史發微之一〉,唐長孺、吳宗國、梁太濟、宋家鈺、席康元編,《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89-195。
沈素因,〈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論嵇康〈聲無哀樂論〉之音樂思想與倫理關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4(臺北,2013),頁195-231。
谷川道雄,〈武后朝末年より玄宗朝初年にいたる政爭について——唐代貴族制研究への一視角〉,《東洋史研究》,14:4(京都,1956),頁47-70。
邢義田,〈秦漢皇帝與「聖人」〉,邢義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0-83。
邢義田,〈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邢義田,《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215-246。
周鼎,〈從「國朝舊制」到「開元新制」——唐代宗室群體政治面貌的重塑〉,《中華文史論叢》,112(上海,2013),頁319-342。
岡野誠,〈唐玄宗期の県令誡励二碑と公文書書式について——山東臨沂「勅処分県令碑」と陝西乾県「令長新誡碑」〉,《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8(東京,2014),頁207-224。
板野長八,〈戦国秦漢における孝の二重性〉,板野長八,《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0),頁285-320。
林秀一著,刁小龍、陸明波譯,〈關於孝經孔傳之成立〉,《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57-64。
林秀一著,刁小龍、陸明波譯,〈關於御注孝經序之疑惑〉,《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65-73。
林麗真,〈論魏晉的孝道觀念及其與政治、哲學、宗教的關係〉,《臺大文史哲學報》,40(臺北,1993),頁25-52。
姚魯元,〈《孝經皇帝感》所見唐玄宗《御注孝經》的傳播與接受形式〉,《早期中國史研究》,15(臺北,2023),頁1-59。
柳存仁,〈道藏本三聖註道德經之得失〉,《崇基學報》,9:1(香港,1969),頁1-9。
胡雲薇,〈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試論唐代的宦遊與家庭〉,《臺大歷史學報》,41(臺北,2008),頁65-107。
胡寶華,〈從「君臣之義」到「君臣道合」——論唐宋時期君臣觀念的發展〉,《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天津,2008),頁26-34。
胡寶華,〈試論唐代開元時期的地方吏治〉,《河北學刊》,1988:4(石家莊,1988),頁77-82。
范兆飛,〈重建漢家秩序的兩種進路——漢末舊君名諱論辯鉤沉〉,范兆飛,《秦漢六朝隋唐禮制與經學論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頁72-87。
韋政通,〈中國孝道思想的演變及其問題〉,《現代學苑》,6:5(臺北,1969),頁1-9。
唐長孺,〈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唐長孺,《唐長孺文集(六).山居叢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6-55。
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唐長孺,《唐長孺文集(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07-140。
唐長孺,〈唐代的內諸司使及其演變〉,唐長孺,《唐長孺文集(三).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52-282。
唐長孺,〈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唐長孺,《唐長孺文集(六).山居叢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29-352。
唐長孺,〈清談與清議〉,唐長孺,《唐長孺文集(一).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77-285。
唐長孺,〈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唐長孺,《唐長孺文集(一).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86-298。
唐長孺,〈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唐長孺,《唐長孺文集(一).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99-337。
唐長孺,〈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唐長孺,《唐長孺文集(二).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35-250。
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185-214。
徐復觀,〈中國孝道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59),頁155-208。
徐復觀,〈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頁295-438。
桂齊遜,〈唐律在維護「家族倫理」上的規範——以「惡逆、不孝」罪爲例〉,《史學彙刊》,21(臺北,2008),頁55-84。
祝總斌,〈試論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祝總斌,《材不材齋史學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55-230。
馬衡,〈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南京,1948),頁19-24。
高明士,〈隋文帝「不悅學」、「不知樂」質疑——有關隋代立國政策的辨正〉,《臺大歷史學報》,14(臺北,1988),頁245-258。
高明士,〈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唐朝立國政策的研究之一〉,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史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1159-1214。
梁紅仙,〈思想與政治之間: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13。
莊兵,〈《孝經鄭注》文獻真偽與思想價值探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編,《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17),頁263-296。
莊兵,〈《御注孝經》的成立及其背景——以日本見存《王羲之草書孝經》為線索〉,《清華學報》,45:2(新竹,2015),頁235-274。
莊兵,〈「玄宗改經說」新辯〉,《東華漢學》,28(花蓮,2018),頁71-100。
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453-482。
許倬雲,〈漢代家庭的大小〉,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515-541。
許馨文,〈城市空間與政治角力——長安城建築變化與唐前期(705-712)政治集團競爭〉,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3。
陳一風,〈論唐玄宗注《孝經》的原因〉,《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4:6(長春,2005),頁41。
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266-295。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201-229。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243-265。
陳詩翰,〈從仕進論唐代宗室政治地位變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
陳壁生,〈古典政教中的「孝」與「忠」——以《孝經》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5:3(廣州,2015),頁97-104。
陳鴻森,〈《孝經》孔傳與王肅注考證〉,陳鴻森,《漢唐經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201-235。
陳鴻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臺北,1998),頁295-330。
陳鴻森,〈孝經學史叢考〉,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53-72。
陳鴻森,〈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唐宋官修注疏之一側面〉,陳鴻森,《漢唐經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236-262。
陸揚,〈唐代的清流文化——一個現象的概述〉,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213-263。
喬秀岩,〈論鄭王禮說異同〉,喬秀岩,《北京讀經說記》(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頁157-174。
渡辺信一郎著,周長山譯,〈元會的建構——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與禮儀〉,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363-409。
渡辺信一郎著,魏煜民譯,〈《孝經》的國家論——秦漢時代的國家與意識型態〉,《早期中國史研究》,12(臺北,2020),頁203-299。
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頁6-25。
舒大剛,〈《十三經》:儒家經典體系形成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研究》,2011:4(成都,2011),頁108-116。
舒大剛,〈試論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的重要價值〉,《四川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4(成都,2003),頁83-93。
黃梓軒,〈唐代逃戶問題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3。
愛宕元著,宋金文、馬雷譯,〈唐代的官蔭入仕——以衛官之路為中心〉,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244-275。
楊寬,〈「贄見禮」新探〉,楊寬,《古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343-375。
楊聯陞,〈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4(北京,1936),頁1007-1063。
葉煒,〈從武冠、貂蟬略論中古侍臣之演變〉,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49-176。
雷聞,〈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論其與兩漢上計制之異同〉,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289-310。
雷聞,〈隋與唐前期的尚書省〉,吳宗國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頁73-118。
劉安志,〈《太公家教》成書年代新探——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09:3(北京,2009),頁143-150。
劉後濱,〈從三省體制到中書門下體制——隋唐五代〉,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133-221。
劉紀耀,〈公與私——忠的倫理內涵〉,劉岱、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天道與人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71-207。
鄧婷,〈唐代燕樂與雅樂關係考論〉,《中國文化研究》,2020:3(北京,2020),頁118-124。
盧建榮,〈唐代前期非常支出的籌措及其迴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1(臺北,1985),頁137-213。
盧建榮,〈唐代通才型官僚體系之初步考察——太常卿、少卿的任官分析〉,許倬雲、毛漢光、劉翠溶主編,《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頁89-122。
蕭璠,〈皇帝的聖人化及其意義試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1(臺北,1993),頁1-37。
錢穆,〈略述劉邵人物志〉,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53-60。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134-199。
錢穆,〈經學與史學〉,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120-137。
錢穆,〈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68-76。
閻守誠,〈論唐玄宗對食封制度的改革〉,《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3(北京,1983),頁45-53。
濱口重國著,黃正建譯,〈所謂隋的廢止鄉官〉,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315-333。
鍾志輝,〈論文學與政事的融合——以唐代詞臣的敏贍素能為中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天津,2022),頁134-143。
瞿林東,〈一代明君的君主論——唐太宗和《帝範》〉,《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6(西安,2005),頁14-18。
顏學誠,〈秦客聽到什麼?〈聲無哀樂論〉中認識他者的身體技藝〉,《清華學報》,48:1(新竹,2019),頁1-29。
羅聖堡,〈漢宋《孝經》學論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嚴耕望,〈唐代府州僚佐考〉,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頁103-176。
嚴耕望,〈從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積弊論隋之致富〉,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頁397-420。
礪波護著,黃正建譯,〈隋的貌閱與唐初食實封〉,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334-357。
蘇子齊,〈「體離」的焦慮:杜恕《體論》的思想與儒家挫折〉,《臺大文史哲學報》,92(臺北,2019),頁49-83。
顧永新,〈傳賀知章草書《孝經》與唐宋時代《孝經》文本的演變〉,《文史》,110(北京,2015),頁219-248。
顧江龍,〈兩晉南北朝與隋唐官僚特權之比較——從贓罪、除免官當的視角〉,《史學月刊》,2007:12(開封,2007),頁3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