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從洪武朝以來，邊防就一直是相當重要的國家建設。在土木堡之變以前，明朝君主採取主動征討的方式，換取明朝與蒙古之間的和平。同時也從洪武朝時的都司與藩王的分區防衛，轉變成永樂朝以邊鎮和屯堡為主，而形成的”點”的防衛。屯堡是屯田與防禦結合的邊防建設，因此從永樂帝以後，便以屯堡為最基本邊防單位，建構明代邊防制度。
到正統朝，英宗仍沿用祖宗傳下來的屯堡制度，也繼承了以主動征討的方式，換取和平的對外意識，然而在正統十四年，這樣做的結果卻是皇帝被俘，朝廷陷入政治、國家、軍事等受到嚴重威脅的時期。
在土木堡之變後，朝廷不敢再主動征討，對外意識轉為消極，但是邊防意識卻隨之提升，也使得此時以後的邊防制度逐步完整化。在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後，成化十年開始”邊墻”的時代。以此為開端，明代逐漸轉為以邊墻為基礎，發展邊防制度。屯堡本身性質的轉化、邊墻防守措施的改變，均為明代邊防意識轉變的表現。

Border defense had always been one important nation infrastruc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early years, the Ming state used its superior military power to keep the Mongol tribes out of its frontier.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Hong Wu（洪武）, Ming’s national defense relied on Dusi（都司）and Seignior（藩王）’s district defense. Emperor Yong Le（永樂） changed the strategy of defense to “ the spot” defense—which means the building of border towns and Tun-Baos（屯堡）. A Tun-Bao was a combination of station farm（屯田）and fortification. After Emperor Yong Le, Tun-Bao system became the basic unit of Ming’s border defense.
Emperor Zheng Tong（正統）continued to use the Tun-Bao system and inherited the idea of aggressive defense. However in the Crisis of Tumubao（土木堡之變）, Zheng Tong was captured by the Mongols, which led to an episode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risis for the Ming government.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Crisis of Tumubao, the Ming state lost courage to campaign against the Mongols. While its foreign consciousness turned passive, its awareness of border defense elevated, thus Ming’s border defense system had also been gradually completed. After decades of trying out, a new period of ”Great Wall” had started from 1474. Since then, the Ming state progressively used the “Great wall” as the foundation of its border defense system. Changing of the Tun-Bao system and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both represen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ng’s border defense consciousness.

一.史料
1. 于謙，《忠肅集》，臺北：臺灣商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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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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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鐘鋒，《明代陝西防衛體系與邊餉供應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3. 毛雨辰，《明代西北邊鎮邊備及其得失研究》，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5年6月。
4. 李華彥，《晚明戶部尚書畢自嚴財經政策研究（一六二八∼一六三三〉》，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5. 林輝，《征戰與納降-論明洪武時期的蒙古政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6. 邱業超，《明代遼東經略制度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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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喻蓉蓉，《熊廷弼與遼東經略1569-1625》，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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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志嘉，〈明武職選簿與衛所武官制的研究-記中研院史語所所藏明代武職選簿殘本兼評川越泰博的選簿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1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3，頁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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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梁淼泰，〈明代”九邊”的軍數〉，《中國史研究》第1期，北京：中國史研究雜誌社，1997，頁14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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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具書
1. Peter J. O’Connel著，彭懷真等譯，《社會學辭典》，臺北：五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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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站資料
《漢語大字典》線上版http://words.sinica.edu.tw/sou/sou.htm l。 accessed at 200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