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面性地回顧秦漢中國的死刑。從死刑的起源、刑名、罪名到制度，進行初步性的整理與分析。首先，從軍事與復仇兩方面來探索古代中國死刑的起源，接著，針對統治者為何可以執行死刑的正當性問題進行探討，發現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執行死刑的正當性主要來自於天。在了解古代中國死刑的起源與正當性基礎後，本文整理了古代中國的死刑刑名，並對古代與秦漢中國死刑的殘酷性印象提出質疑。秦漢中國的死刑可以身體、屍體、宗族處刑三種模式來進行分類，其目的在威懾與預防犯罪的產生，往後中國二千年的死刑執行基本不脫此三種模式。刑名需搭配罪名實施，本文從簡牘與文獻，搜羅秦漢中國的死罪，死罪律文反映出維護政治、社會與倫理制度的傾向，在簡牘的死罪材料中，比較偏向後二者，文獻的材料則集中於政治秩序，尤其是與皇帝與國家政權密切相關。最後，本文建構秦漢中國死刑的運作制度，從案前調查、死刑案件上報到救濟的重重程序，顯示秦漢中國對於死刑的慎重。而天道觀念強調執行死刑必須合時、節制以及罪刑相當的理想，也在皇帝濫權專殺，維護政權基礎之餘，提供了限制的力量。

The thesis is focus on the death penal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especially o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main resources are from ancient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bamboo slips. The thesis research on the origin, pattern, crime and institution of death penalty in Qin and Han preliminarily. First, the thesis trace origin of death penalty in ancient china by two perspectives, which is military and blood revenge. Then discover that the right of execute for ruler in ancient china comes from the heaven. Second, the thesis question the label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ancient china that is cruel and bloody, and all the death penalty in Qin and Han can be collation in three pattern which targets on life, body and patriarchal clan of criminal. Third, the capital crime in Qin and Han indicate the value of order that include political, social and human relations. In the end, the thesis describes the institution of death penalty in Qin and Han, which has complicated procedure. Furthermore, the mandate of heaven emphasize the execute must be careful and justice or the disaster will be generated. All of this became the limited power to the emperor in Qin and Han who used to be seen as the most powerful person in the country.

A. 史料（按筆畫順序）
（一）文獻
王先謙（清），《後漢書集解》，《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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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冗（唐），《獨異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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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
房玄齡（唐）等奉敕撰；吳士鑑、劉承幹同注，《晉書斠注》，《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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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寬（西漢）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
班固（東漢），《白虎通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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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雙棣撰，《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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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焦循（清），《孟子正義》，臺北：中華書局，1981。
黃維三編著，《難經新解》，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3。
黃奭輯，《春秋元命苞》，收入氏著，《黃氏逸書考》，臺北：藝文出版社，出版年不詳。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
楊維傑，《黃帝內經素問譯解》，臺北：樂群文化，1976。
楊維傑，《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文化，1976。
滑壽（元），《十四經發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劉向著，劉善詒疏證，《說苑疏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劉昫（後晉）等撰，《舊唐書》，《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顏昌嶢，《管子校釋》，湖南：岳麓書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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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靈峯編，《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2。

（二）簡牘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睡虎地秦墓竹簡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B. 考古資料
李衛星，〈馘斧考釋〉，《四川文物》，2004年第6期，四川：四川省文物局，頁25-27。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11。
趙佩馨（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五刑〉，《考古》，1961年第2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頁107-109。

C. 專著（含譯著）
大庭脩（日）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孔慶明，《秦漢法律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1995。
布魯諾‧賴德爾（Leder, Karl Bruno）著，郭二民編譯，《死刑的文化史》，北京：三聯書店，1992。
弗雷澤 (J. G. Frazer)著，汪培基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臺北：桂冠圖書，1991。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死刑存廢之探討》，臺北：行政院研考會發行；政府出版品展售中心售，1994。
吳福助，《睡虎地秦簡論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李均明、劉國忠、劉光勝、鄔文玲著，《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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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
李學勤主編，王宇信等著，《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出版社，2004。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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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留元、馮卓惠，《長安文物與古代法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
胡興東，《中國古代死刑制度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徐道鄰，《唐律通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栗勁，《秦律通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馬丁‧莫內斯蒂埃（Martin Monestier）著，袁筱一等譯，《人類死刑大觀》，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冨谷至（日），《秦漢刑罰制度》，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基辛（R. Keesing）著；張恭啟、于嘉雲譯，《文化人類學》，臺北：巨流，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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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新北：稻鄉出版社，1988。
張光直著，張良仁、岳紅彬、丁曉雷譯，《商文明》，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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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1987再版。
理察・波斯納 (Richard Posner) 著、楊惠君譯，《法律與文學》，臺北：商周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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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臺北：三民書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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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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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臺北：里仁書局，1984。
魏道明，《始於兵而終於禮：中國古代族刑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二）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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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論文
（一）期刊
王健文，〈「死亡」與「不朽」：古典中國關於「死亡」的概念〉，《成大歷史學報》，第22號，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00，頁164-207。
王健文，〈西漢律令與國家正當性——以漢律中的“不道”為中心〉，《新史學》，第三卷三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1992，頁1-35。
王曉毅、丁金龍，〈從陶寺遺址的考古新發現看堯舜禪讓〉，《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山西：山西師範大學，頁87-91。
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五卷第三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36，頁469-564。
李力，〈危機、挑戰、出路：「邊緣化」困境下的中國法制史學－以中國大陸地區為主要對象〉，《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8期，臺北：中國法制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頁263-294。
李建民，〈屍體、骷髏與魂魄：傳統靈魂觀新論〉，《當代》，第90期，臺北：合志文化事業，1993，頁48-65。
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第二卷三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1991，頁1-65。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二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頁383-487。
周伯峰，〈「兩岸法史學教育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紀要〉，《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3期，臺北：中國法制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399-416。
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中的「癘」與「定殺」〉，《史原》，第十五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86，頁1-38。
容邵武，〈死刑戰爭：法律人類學的中介〉，《文化研究期刊》，第14期，臺北：遠流出版，2012，頁101-138。
徐忠明，〈古典中國的死刑：一個文化史與思想史的考察〉，《中外法學》，第18：3期，北京：北京大學法學院，2006，頁257-276。
高明士，〈臺灣近五十年來大學文學院「法史學」研究趨勢－以碩博士論文為分析對象〉，《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十七期，臺北：中國法制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頁149-170。
高恒，〈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問題〉，《法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1983年第6期，頁73-79。
張娟芬，〈殺戮的艱難〉，《司法改革雜誌》，第58期，臺北：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5.10，頁16-25。
張建國，〈秦漢棄市非斬刑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5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16-118。
曹旅寧，〈從天水放馬灘秦簡看秦代的棄市〉，《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廣州：廣東社會科學雜誌社，頁134-139。
陳乃華，〈秦漢“不道”罪考述〉，《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2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頁99-103。
陳俊強，〈無冤的追求——《天聖令・獄官令》試論唐代死刑的執行〉，《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十六期，臺北：中國法制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頁125-151。
陶安，〈殊死考〉，《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十期，臺北：中國法制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頁1-32。
黃源盛、黃琴唐、江孝存，〈薪傳五十年－台灣法學院法史學碩博士論文〉，《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14期，臺北：中國法制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163-220。
蔡坤倫，〈學通古今的法史學家——程樹德（1877-1944）〉，《法制史研究》，第十八期，臺北：中國法制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頁269-300。

（二）合集
小倉芳彥（日），〈圍繞族刑的幾個問題〉，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1卷，寺田浩明（日）、冨谷至主編，《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通代先秦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323-368。
水間大輔（日），〈秦律、漢律關於未遂、預備、陰謀罪的處罰——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中心〉，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0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77-300。
甘懷真，〈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收入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207-258。
石岡浩（日），〈出土法律文書與秦漢法制史研究〉，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1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214-225。
艾蘭（Sarah Allen）著，楊民等譯，〈《尚書》一段散佚篇章中的旱災、人祭和天命〉，收入氏著，《早期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173-201。
西嶋定生（日），〈中國古代統一國家的特質——皇帝統治之出現〉，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下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729-748。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1976，頁1-46。
李均明，〈簡牘所反映的漢代訴訟關係〉，收入氏著，《簡牘法制論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51-79。
李建民，〈「掩骴」禮俗與疾病想像〉，收入氏著，《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2009，頁249-284。
李建民，〈先秦兩漢病因觀及其變遷——以新出土文物為中心〉，收氏著，《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2009，頁133-173。
李建民，〈考古發現與任脈學說的再認識〉，收入氏著，《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2009，頁364-386。
李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收入氏著，《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2009，頁387-447。
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收入氏著，《秦漢史論稿》，臺北：三民書局，1987，頁43-84。
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收入氏著，《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44-199。
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收入《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01-124。
籾山明（日），〈法家以前——春秋時期的刑與秩序〉，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1卷，寺田浩明（日）、冨谷至（日）主編，《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通代先秦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222-256。
宮宅潔，〈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1卷，寺田浩明（日）、冨谷至主編，《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通代先秦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287-322。
馬小紅，〈戰國秦法制史考證綜述〉，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2卷，馬小紅編，《歷代法制考・戰國秦法制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高明士，〈法文化的定型：禮主刑輔原理的確立〉，收入柳立言主編，《中國史新論：法律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08，頁51-101。
高恒，〈漢代訴訟制度論考〉，收入氏著，《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論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408-468。
高敏，〈商鞅秦律與雲夢出土秦律的區別和聯繫〉，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2卷，馬小紅編，《歷代法制考・戰國秦法制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張光直，〈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
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1990，頁131-143。
張建國，〈中國律令法體系考〉，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乙編第1卷，楊一凡、劉篤才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法史考證重要論文選編・律令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69。
張瑞楠，〈中國固有法上之復讐——比較法制史的研究〉，收入中國法制史學會出版委員會編著，《中國法制史論文集》，臺北：中國法制史出版委員會，1981，頁253-397。
張寧，〈考論死刑〉，收入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著，石武耕譯，《思索斷頭台》，高雄：Utopie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82-162。
曹旅寧，〈張家山247號漢墓漢律制作時代新考〉，收入氏著，《張家山漢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12。
許倬雲，〈戰國的統治機構與治術〉，收入氏著，《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381-421。
冨谷至（日）著，周東平譯，〈從終極的肉刑到生命刑——漢至唐死刑考〉，收入範忠信、陳景良主編，《中西法律傳統》，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1-48。
滋賀秀三（日），〈中國上古刑罰考－以盟誓為線索〉，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1卷，寺田浩明（日）、冨谷至（日）主編，《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通代先秦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93-221。
劉令輿，〈中國大赦之形成與發展〉，收入中國法制史學會出版委員會編著，《中國法制史論文集》，臺北：中國法制史出版委員會，1981，頁155-251。
增淵龍夫（日），〈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與國家〉，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下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851-888。
黎明釗，〈捕亡問題探討：讀漢簡小記〉，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0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29-150。
閻步克，〈「士」形義源流演變說略〉，收入氏著，《閻步克自選集》，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179-197。
譚世保，〈“車裂”考〉，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乙編第2卷，楊一凡、劉篤才主編，《法史考證重要論文選編・刑制獄訟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62-71。
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收入氏著，《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98-306。

（三）會議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中國法制史學會，《中國法制史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中國法制史學會，1993。
楊儒賓，〈水與先秦諸子思想〉，收入《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1996，頁533-573。
劉枝萬，〈中國殯送儀禮所表現之死靈觀〉，收入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委會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俗與文化組，臺北巿：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委會，1981，頁117-127。

（四）學位
杜欽，《漢代刑罰制度》，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沈曉柔，《化生・復蘇・成仙：古代中國面對死亡的三種態度》，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孫明芸，《秦漢勞役刑與財產刑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談士榮，《論天命思想對西漢皇權之影響》，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五）西文
Edward Steers, Jr. ‘“Let the Stain of Innocent Blood Be Removed from the Land’: The Military Trial of the Lincoln Conspirators.”, in edited by Harold Holzer, Craig L. Symonds, and Frank J. Williams, The Lincoln assassination : crime and punishment, myth and memor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75-194.
Hsu Dau-lin. “Crime and Cosmic Ord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0(1970), pp. 111-125.
James L. Watson. “Of flesh and bones: the management of death pollution in Cantonese society”, in Maurice Bloch & Jonathon Parry, Death and Regeneration of Lif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5-186.

E. 網頁資料
王寧，〈甲骨文中的「斬」字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84.html。最後造訪：2014.12.23。
錢建榮，〈失控的國家暴力〉，《自由時報》（網頁版），2014年6月2號，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84087。最後造訪：2014.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