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天命思想是一套歷時久遠且廣受討論的政治思想，其所衍生出的陰陽五行與祥瑞災異學說更對中國的皇權統治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論述天命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是想透過陰陽天人之說，勸導皇帝修德善政，以愛百姓。然而對皇帝來說，接受天命思想的限度總要經過自身威權的統治考量，這便大幅度影響了這套思想是否能夠維持其初衷的關鍵。歷來常有研究者在論及天命思想的存在意義時，總會認為這套思想立意雖好，最後卻總是淪為皇權操弄的對象；然而在西漢一世，經過董仲舒等思想家的推行，天命思想以及其所衍生出的祥瑞災異學說，已經能夠促使皇帝重視天道變化，並以罪己詔與大赦的方式施德於民、為民造福，在政治上大臣也獲得了可以勸諫皇帝的立論工具，屢屢在各種災異場合藉機要求修德善政，對於皇帝過於龐大的統治威權也有一定程度的軟化。因此，即使現實沒有理想所預期的如此順利，天命思想對於西漢的皇權統治依然具備著深刻的意義與影響，值得我們研究與思考。

　　In Chinese history, mandate of heaven is a spiritual guidance an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believes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had already been decided and written by the willing of heaven. Originally, mandate of heaven and its corollary including the divinity and oracle edify sovereigns in the way of virtue, morality and benevolence governing. As a moral and spiritual prototype, the ruler shall be able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to educate the people, govern his followers and finally lead the empire toward prosperity. This philosophical idea can be traced back and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later in the history, it had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imperial society and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This theory had been researched and debated by ancient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s for centuries; the main controversies of the theory deduced from its purposes and applications whether a guidance of benevolence governance or just a political tool for power struggle. Many historians argued that some emperors had used mandate of heaven as an enhancement or a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regime. Nevertheless, this conclusion is far from the original purposes which designed as a course and teaching for emperors. In this research, the dissections will inspect several historical facts that contribute the nation when the theory had been applied properly, and few examples used the gods’ willing as a political solution for crisis. By summarizing all evidences, the arguments shall ultimately give back the positive comments and the intension what the theory originally stands for.

參考書目

(一)史料

(春秋)左丘明，《左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春秋)左丘明，《國語》，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戰國)墨子，(清)孫詒讓撰，(清)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7。
(戰國)荀子，(清)王先謙注釋，《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
(戰國)呂不韋等著，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66。
(西漢)賈誼，《新書》，台北：藝文出版社，1968。
(西漢)陸賈，《新語》，台北：世界書局，1989。
(西漢)劉安等著，(漢)高誘註，《淮南子注》，台北：世界書局，1965。
(西漢)董仲舒，(清)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証》，北京：中華書局，1992。
(西漢)司馬遷，《新校史記三家注》，台北：世界書局，2007。
(西漢)班固，李宗桐主編，《新註漢書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72。
(漢)班固，(清)陳立撰，《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唐)柳宗元，(明)蔣之翹輯注，〈封建論〉，收入《柳河東集》，台北：中華書局，198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
(清)嚴可均輯，《全漢文》，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清)朱右曾著，王雲五主編，《逸周書集訓校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杜寶元譯注，《晉書》，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
呂珍玉著，《詩經訓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

(二)專著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台北：東大出版社，1995。
王克奇，《秦皇東巡與漢武封禪》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4。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北：廣文書局，1961。
(日)安居香山著，田人隆譯，《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日)尾形勇，張鶴泉譯，《中國的家與國家》，北京：中華書局，2010。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沈家本，《歷代赦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李漢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台北：維新書局，1981。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史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徐復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75。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台灣：學生書局，1976。
許倬雲，《西周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
孫廣德，《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台北：嘉新水泥公司，1967。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張榮明，《中國的國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
陳俊強，《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面》，台北：五南出版社，2005
(日)渡邊信一郎，徐冲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
雷戈，《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濟南：齊魯書社，2003。
楊生民，《漢武帝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
錢穆，《秦漢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劉德漢，《從漢書五行志看春秋對西漢政教的影響》，台北：華正書局，1979。
盧瑞容，《西漢儒家政治思想與現實政治的互動－以奏議為中心的考察》，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81。

(三)期刊論文

王健文，〈歷史解釋的現實意義－以漢代人對秦政權興亡的詮釋與理解為例〉，收入《新史學》第5卷第4期，台北，1994。
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收入《新史學》第16卷第4期，台北，2005。
甘懷真，〈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省思：以六朝隋唐為例〉，《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第1冊，台北：國史館，1998。
邢義田，〈奉天承運－皇帝制度〉，收入鄭欽仁主編，《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
何平立，〈兩漢天命論－皇權政治的雙刃劍〉，《上海大學學報》第12卷第1期，上海，2005。
余至平，〈董仲舒災異祥瑞之說與讖緯流變〉，《吉首大學學報》第24卷第2期，湖南，2003。
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
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
許倬雲，〈秦漢的知識份子〉，收入《求古篇》。
許倬雲，〈先秦諸子對天的看法〉，收入《求古篇》。
杜欽，〈漢代大赦制度試釋〉，台北：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1993。
高明士，〈政治與法制〉，收入《中國文明發展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88。
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廟制系統－以秦漢至隋唐作為考察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40期，台北，1993。
張子俠，〈天命思想早期變化的特點〉，《學習與探究》第4期，黑龍江省，2008。
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心說的草稿〉，《九州學刊》，總第一期，台北，1986。
張端穗，〈天與人歸－中國思想中政治權威合法性的觀念〉，收入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一》，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
張嘉鳳、黃一農所著〈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為例〉，收入王健文主編，《政治與權力》，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孫廣德，〈我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天道觀〉，《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台北：桂冠出版社，1999。
賀凌虛，〈賈誼的政治思想與政策〉，收入《西漢政治思想論集》，台北：五南出版社，1988。
雷海燕，〈略論殷周天命觀與王權合法性的問題〉，《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湖南，2005。
楊向奎，〈中國奴隸制萌芽的天道觀〉，原載《文史哲》(1955年12月號)，收入《中國古代哲學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57。
蔡英文，〈天人之際－傳統思想中的宇宙意識〉，收入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
邊家珍，〈董仲舒與漢代天道信仰的重建〉，《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第23卷第6期，河南，2004。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收入《中國古史研究》卷五，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