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上古到魏晉南北朝這段期間，是雕版印刷術出現以前的準備期。在此階段中因為各種物質、文化條件的發展完備，造就了後來的印刷術，深深影響了書籍的出版。經過了準備期，到了唐末時，民間已出現私印曆書的情況。至五代，中央政府開始由國子監印製儒家經典，民間大規模的私刻出現則以毋昭裔為始，此時可以說是官、私刻的雛形期。到了宋代，書籍出版業高度發展，不但將印刷術加以改良，更奠定了官刻、私刻、以及坊刻三大出版系統，此外，還出現了以四川成都、杭州都為主的印刷出版專區。元代主要承續宋代的書籍出版業而發展，特別是書院刻書盛行，出現不少精品。就印刷專區來說，除了之前的四川、杭州等地，山西平水在書籍印行上也有一定的地位。雕板印刷的發展，到了明代達到顛峰，就影響性而言，主要分為官方與民間書坊出版兩大系統。
官方出版系統在有明一朝，是依附於帝王的旨意下，若當朝帝王對於政治掌控性強，則在官方書籍的出版也呈現強勢的狀態，反之則衰；就官方主要出版機構來說，在中央以國子監、司禮監為主，在地方則以寺廟藏刻最有規模。然而，官方書籍的流通性在政治壓力下很有限，呈現出半封閉的狀態。即使如此，對周遭的鄰國，例如朝鮮、日本、安南等，在文字及文化上仍具有一定的影響性。
明中葉以後江南民間書坊大為興盛，主要因素除了明中央政策的影響外，政治的鬆動、白銀的使用、工匠的釋出、教育的提升、海貿的興盛等皆是促使書坊興起的原因。在政、經及文化背景的催化下，江南地區，尤其是蘇州、金陵兩地，成為書坊印刷發展的主要集中區。從蘇州、金陵所構成的書坊核心區，其發展模式為明代書坊的指標，可以歸納出明代書坊幾個共通性：書坊設立多在縉商雲集區、水陸交會要道以及文化學區附近。而許多書坊的老板都有文人的背景，這種士商合一的身份，打破傳統士、農、工、商的局限，為明代社會一個特殊的現象。然而，為了競爭，書坊或許會以合資、開設分店或者是同姓家族合作的方式經營。此外，為求書籍暢銷，書坊多以合輯、出版暢銷書籍，或者是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可以說是以營利趨向為主的民間機構。然而，在獲利的過程，往往忽略書籍的品質，造成許多讓人詬病的弊端。在書坊的推動下，書籍廣為流通，從東南亞到歐洲皆可見到書坊所出版書籍的蹤跡。
從官方到民間出版事業，體現出逐漸受到重視的娛樂文化，閱讀群的擴展外，更反映出明中葉以後是一個高消費的時代。從明代的書籍出版的角度，可以明顯的看到社會的轉化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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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文資料：
野尺佳美著，《明代大藏經史の研究－南藏の歷史學的基礎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10月)
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廣島大學部紀要》，50-1，1991年7月，頁7-108。

六、工具書
明史編委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明代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12月)
南京大學編寫，《中國歷代人名辭典》，(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