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注射毒品「共用針頭」者可經由血液媒介多種傳染性疾病，如：C型肝炎、B型肝炎、HIV/AIDS等；且HIV/AIDS的年增率逐年快速遽增。而由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建立的「管制藥品濫用通報資訊系統」中，醫療院所通報藥物濫用個案之藥物使用方式，以注射型居多並有上升趨勢，其中「共用針頭」比例逐年大幅攀升，而共用針頭之藥物濫用種類仍以海洛因為主，共用針頭比例上升，故了解共用針頭之成因與研擬如何預防之道乃刻不容緩之要務。
雖然過去的文獻已探討共用針頭之可能因素，但還未提出能涵蓋不同因素間關係的整合性之心理社會的預測模式。由於過去有學者發現態度、社會影響、自我效能（Attitude-Social Influence-Self Efficacy，簡稱ASE）模式，可解釋物質使用行為。而ASE模式是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及理性行為理論發展而來，主張結果預期、自我效能及社會影響可直接預測物質使用行為。但國內研究提出修正模式，發現結果預期乃透過拒用自我效能來影響檳榔使用行為及搖頭丸使用行為，而是否此修正模式亦可預測共用針頭行為，值得探討，所以，本研究欲嘗試藉由質性訪談發展工具，再藉由量性研究來探討共用針頭的可能心理社會模式。首先，將深入訪談共用針頭者，以了解共用針頭之預期、自我效能等相關因素，在共用針頭上所扮演的角色，並發展對共用針頭之預期、自我效能量表，再進一步以量性研究與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驗證共用針頭者的心理社會模式。
【研究假設】
針對過去文獻分析，本研究嘗試提出的假設如下：
1.男性海洛因吸毒犯拒用共用針頭自我效能越高，則共用針頭的可能性越低。
2.男性海洛因吸毒犯知覺的社會影響越大，則共用針頭的可能性越高。
3.男性海洛因吸毒犯共用針頭之正向預期、負向預期及社會影響對共用針頭行為之影響會透過拒用自我效能之中介。
【研究方法】
研究一：
一、參與者
針對嘉義、台南戒治所戒治者，台南、嘉義監獄受刑人，被檢驗具有海洛因使用陽性者為對象，以具有共用針頭經驗之男性毒癮者選取20位進行深度訪談。
二、建立量表
根據質性訪談所收集的資料，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根據結果草擬一份問卷，並進行問卷的預試，以修正問卷題目的易讀性及流暢性，尋求專家建立量表的專家效度，並建立問卷之信度，及進行因素分析篩選題目與因素，以作為之後量性研究的量表。
研究二：
一、參與者
量性研究採取便利樣本的選擇方式，針對嘉義、台南戒治所戒治者，台南、嘉義監獄受刑人，被檢驗具有海洛因使用陽性者為對象，取樣543位男性海洛因吸毒犯為研究樣本，進行模式的驗證。
二、工具
工具包含：基本資料表、共用針頭預期量表、拒用共用針頭自我效能量表、社會影響量表、共用針頭問卷。
三、統計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SPSS 12.0 for Windows及LISREL 8.8學生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之分析與整理。先以描述統計呈現質性訪談樣本與量性研究樣本之基本人口學特性資料、及共用針頭的盛行率。再以結構方程模式（SEM）的統計方式進行模式的驗證。
【研究結果】
隨機取樣243位男性海洛因吸毒犯以進行量表之因素分析，發現拒用共用針頭自我效能量表之Cronbach alpha為.98，可區分為「緊急情況下」、「不清楚危害」、「功能性益處」三個因子。正向預期量表之Cronbach alpha為.89，可區分為「舒壓又獲益」、「親密又舒坦」兩個因子。負向預期量表之Cronbach alpha為.83，可區分為「無望疏離」、「體弱人亡」兩個因子。
本研究嘗試以心理社會模式來解釋共用針頭行為，收集了300位男性海洛因吸毒犯以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之驗證，結果發現模式具有良好之適配度，此心理社會模式可以解釋45％共用針頭行為之變異量；拒用自我效能及社會影響可以顯著的直接預測共用針頭行為；而正向預期、負向預期及社會影響可以透過拒用自我效能來預測共用針頭行為。
【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果學術上的貢獻是，以修正後的ASE模型可以適當解釋男性共用針頭行為；也再次支持認知預期需透過拒用自我效能來預測行為之假設。在應用方面是，本研究主張應加強吸毒者拒絕共用針頭之自我效能訓練，以及在他人共用針頭或提供針頭的高危險情境下之因應與拒絕技巧訓練；並提供適當共用針頭危害之宣導與教育，增加大眾對共用針頭之負向預期，降低大眾對共用針頭之正向預期；以預防共用針頭行為。

The present study first aimed to develop a “needle sharing 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and a “needle sharing refusal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Twenty male heroin offenders who had at least one needle sharing experience in their lifetime were recruited for in-depth interview and to develop adequat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s. 243 male heroin offenders were recruited for item analyses. The Cronbach alpha was .98 for the needle sharing refusal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s to the needle sharing 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the Cronbach alpha was .89 for the positive aspects and .83 for the negative aspects. Second,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amine the psychosocial model explaining needle sharing behaviors throug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A total of 300 offenders were recruited for the SEM analyses. The model fitted the data well. Positive expectancy, needle-sharing-refusing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influenc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needle sharing behaviors. Positive expectancy, negative expectancy, and social influence impacted needle sharing behaviors via needle-sharing-refusing self-efficac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offenders with needle sharing behaviors focus on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refusal self-efficacy skills and resist social influence.

壹、中文部分
王雅各、盧蕙馨、范麗娟、成虹飛、顧瑜君、吳天泰、蔡篤堅、魏惠娟、謝臥龍、駱慧文（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