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宋代士人對「怒」的認知與實踐為核心，梳理了「怒」在宋代從政治符號到修身實踐的演變脈絡，展現了不同階段，宋代士人對「怒」的理解、運用及相關文化內涵。討論從「知識」、「政治」、「修養」三個方向展開，雖然以時間軸為依託，但亦是問題思考理路的架構所在。
北宋前期的討論重點，著重在「怒」與帝王形象塑造及知識建構。首先，是帝王形象的轉型。北宋開國君主試圖擺脫五代軍閥「易怒」的習氣，史書記載中既有延續五代的直接情緒表現，又有在臣下規諫後，收斂改過的情節，體現了宋士人塑造理想帝王形象的用心。到了宋真宗朝時，「經筵教育」成為落實這一形象塑造的途徑，強調君主需虛心納諫、克制情緒。其次，是類書對「怒」的知識建構。《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等類書，輯錄前代歷史經驗，構建起北宋前期對「怒」的認知。其中唐太宗與魏徵的君臣關係、婁師德的寬宏宰相形象等，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需求；同時書寫宋代「祖宗故事」，樹立仁君賢臣的道德楷模，為施政提供指導原則。
北宋中後期則聚焦於「怒」在黨爭中的政治符號化。首先，是臺諫制度下的「怒」。北宋臺諫制度相對完備，史書中常出現臺諫大臣不畏君王動怒，據理力爭的事蹟，凸顯合理的政治價值。但隨著變法派與保守派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黨爭漸起，臺諫制度淪為政爭工具。其次，是王安石變法中的「怒」。王安石變法引發新、舊黨爭，其強勢作風成為政敵攻擊的目標，「好怒」、「獨斷」、「剛愎」等人格缺陷，被不斷凸顯、傳播；而變法派支持者則試圖為其翻案。此時「怒」或「笑」不再是單純情緒表現，成為政治鬥爭的權謀手段，與皇位繼承、內宮等複雜權力關係相交織。
宋代理學：「怒」作為修身實踐的核心對象。理學家對「怒」的剖析。首先，是理學家將關懷重心，從政治轉向個人道德修養，「怒」成為修身實踐的關鍵切入點。他們深入剖析顏回「不遷怒」，對《易經》「懲忿窒欲」保持警醒，甚至將「人不知而不慍」這類細微情緒，納入「格物窮理」的反省範疇。其次，是朱熹的治怒三階段。朱熹提出「靜坐」、「讀書」的修身方法，將治怒分為三個階段：已怒之後，強調不積怒、不遷怒，對事不對人；方動之怒，主張及時「懲忿窒欲」，冷靜處理情緒；未怒之前，追求「人不知而不慍」的境界，以內在修養消解情緒起伏。最後，是佛學對怒的修養工夫，官箴與家範治怒的實際範例，以及士箴書對理學說怒的知識傳播。無論是思想上、為官上、待人上、自我修養上，南宋關於「怒」的論述與範例，在通過印刷發行、流通，一方面推廣理學家的思想成果；另一方面，也在南宋地方社會，形塑中、下層官員與士紳的道德形象。
宋代士人對「怒」的認知，表面上看，是經歷了從政治符號到修身實踐的轉變。北宋前期借助「怒」塑造帝王形象、構建政治知識體系；中後期黨爭中「怒」成為政治鬥爭工具；之後，理學家則將「怒」轉化為個人道德修養的實踐核心，相關論述通過士箴書廣泛傳播。而官箴與家範，則是中、下層官員與士紳，將治怒的實際範例，藉由書籍的流通，在南宋地方社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其實在所謂分期背後，「知識」、「政治」、「修養」三者始終暗暗並存著。此外，理學家的修身理論與傳統醫學情緒養生的結合，應可成為該領域後續研究的潛在方向。

Focusing on the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of "anger" among Song dynasty literati, this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anger" in the Song period—from a political symbol to a practice of self-cultivation—and demonstrates how Song literati at different stages understood, deployed, and culturally contextualized it. The discussion unfolds along three dimensions: "knowledge," "politics," and "self-cultivation." Although structured chronologically, this framework also serves as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for explor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inquiry.Focusing on the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of "anger" among Song Dynasty literati,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evolution of "anger" from a political symbol to a practice of self-cultivation. It demonstrates the understanding, applic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anger" held by Song literati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discussion unfold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knowledge," "politics," and "self-cultivation." While this inquiry relies on a chronological axis, it also serves a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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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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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培懿，〈作為帝王教科書的《論語》─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探析〉，《成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0。
范立舟，〈熙豐變法前後王安石形象的變化及其意蘊〉，《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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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南，〈「祖宗故事」與宋代的《寶訓》、《聖政》―從《貞觀政要》談起〉，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2005。
張貴，〈宋仁宗的納諫心態與仁宗朝諫官活動〉，《唐山師范學院學報》第47卷第1期，2025。
張曉宇，〈「道大不容」：道學敘事以外的劉安世〉， 《清華學報》第55卷第1期，2025。
陳秀芬，〈情志過極，非藥可愈 ──試論金元明清的「以情勝情」療法〉，《新史學》第25卷1期，臺北市：三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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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錦賢，〈孔孟之真情發用與張程陸王之以理御情〉，入《興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15。
龔延明，〈宋代經筵制度探析〉，《中原文化研究》第2期，2020。
(二)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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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義群，〈繼志、國是與黨禍：北宋哲宗朝「紹述」論分析〉，鄧小南主編，《宋史研究諸層面》，北京市 :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527-528。
楊儒賓，〈宋儒的靜坐說〉，臺灣哲學學會主編，《儒學哲學》，臺北縣：桂冠，2004。
(三)學位論文
伍松，《唐介研究》，湖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高明，《張載《經學理窟》研究》，陝西師范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21。
薑鵬，《北宋經筵與宋學的興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6。
陳曉瑩，《兩宋時期關於五代十國史的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10。
張復華，《北宋諫官制度之研究》，政治大學歷史博士論文，1986。
張翠翠，《宋代士人理想行為準則研究―以三部士箴書為中心》，河北大學歷史碩士論文，2014。
張宇鵬，《張載《正蒙》「性論」思想研究》，山西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24。
張家偉，《中國歷史上的王安石（1021-1086）評價》，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23。
鄒武霖，《士何事 : 唐末五代的「士人轉型」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魯業超，《文彥博研究―以任職二府時期若干史事考辨爲中心》，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學位論文，2023。
蘇鵬瑞，《周敦頤修身哲學研究》，中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學位論文，2024。